托达罗模型

由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的一种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模型。这个模型，是要解释为什么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由农村大量移入城市，从经济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托达罗认为，决定人口移动的因素，是城乡收入之间预期的实际收入的差异，而不是现实的工资差异。潜在的移动者，首先估计他在城市找到一种与他的资格相称的工作所能获得的实际收入，接着对获得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做出主观判断。然后，把这种预期收入与他在农村的预期收入进行比较。他是否移入城市，就决定于这两种收入的差异。例如，如果预期的农村收入是100元，他去城市工作能够获得的收入是200元，这个条件本身不足以促使他移入城市。因为如果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是0.4，他的预期收入将是80元(200×0.4)。这个收入低于他在农村工作的预期收入，因此他不会移入城市。如果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是0.8，预期收入将是160元(200×0.8)，他将会移入城市。

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

说明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同时城市却存在着大量失业的一种理论模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在对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进行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托达罗认为，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人口流动模型仅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的角度分析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城市已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仍然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根据托达罗模型，只要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则农村人口就会向城市流动，因此，决定人口流动的不仅是当时城乡收入的差别，而且更主要的是城乡收入的预期差别和城市就业机会可能性的大小。托达罗同时认为，在任何一时期，流动人口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就业概率与前一个因素成正比，而与后一个因素成反比。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与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他强调尽量缩小城乡经济机会的不均等现象，主张在提高农村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同时，适当地控制城市的工资补贴和就业指标，反对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别的政策措施。他认为，依靠工业扩张并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严重失业问题，而应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降低城乡收入的预期差异，从而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托达罗模型Todaro's Model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该模型认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

托达罗模型Todaro’s Model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一个理论解释。自5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有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的流动进行解释，代表性的工作有刘易斯模型，费—拉模型和乔根森模型。但在他们的模型中，劳动者从农村迁往城市被认为惟一地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认为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农村农业部门一般工资水平一个适当的比例，农民就愿意到城市去谋求新的职业。这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到城市去的农村劳动者都能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一分工作，自然地，迁移者不用担心失业而遭到损失。
但到了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与此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并没有放慢。这一事实使刘易斯等人的建立在充分就业假定之上的人口流动模式的有效性逐渐丧失，这正如托达罗和哈里斯 (Todaro and Harris,1970) 在一篇文章中所述： “虽农业边际产品是正数，城市失业水平很高，但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不仅存在，并且事实上在加速。由于常规经济模型仅仅依赖通过适当的工资和价格调整来达到充分就业，所以，在整个经济不存在绝对劳动过剩的条件下，它们很难用来为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城市失业水平提供合理的行为解释”。鉴于此，托达罗在一系列著述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一个农业劳动者决定他是否迁往城市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实际的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或失业率。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收入差异很大，一个农业劳动者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往城市的决定，他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主要是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即在一定时期里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理想报酬工作的就业机会的大小。对此，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稍加说明，假如在未来某个时期，一个农民在田间劳动可以获得50元实际收入，而如果迁入城市在现代工业部门工作就可以获得100元实际收入。按照刘易斯、费景汉等人的模型，该农民是会选择迁往城市的。但在托达罗模型中则不一定。如果这一时期城市失业率很高，他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只有40%，即他进城只能获得40元的预期收入，则理性的农民就不会选择迁往城市，因为呆在农村的收入更高。如果他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提高到了60%，即他进城能获得60元的预期收入，比呆在农村里能多挣10元，则他选择迁往城市去闯世界就是合理的。
托达罗认为，在一定时期内，迁移者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就业概率与前一个因素成正比，与后一个因素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π表示就业概率，γ表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N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S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于是，γ和N的乘积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S和N之差表示城市失业人数。现在看来，认为有必要再加一个决定因素，即迁移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即他的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水平、健康状况等，因为业已证明，人力资本存量与就业概率是高度正相关的(Schultz,1975)。
刘易斯模型、费—拉模型和乔根森模型的政策落脚点是如何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作为一种发展，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如何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他认为，工业扩张虽能暂时地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但更为根本的办法还在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因此，他主张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外出成本，从而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
托达罗模型比较好地解释了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因而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赞扬。比如威利斯(Willis,R.)在一篇评论性文章中指出： “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迈克尔·托达罗那样对第三世界城市高失业率和农村迁移者向城市地区的大量流入的并存现象作了如此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解释已经导致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观点的重大转变。”但学术界对托达罗模型也并非全是溢美之辞，批评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是它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二是它假定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必定在城市里寻找工作，即使找不到工作，他们也宁愿在城市传统部门做些临时性工作或完全闲置着，这也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