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shèn yán

（字）薛讷，唐代人，拜左羽林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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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言shèn yán

（字）房恭懿，隋代人，累官海州刺史。

慎言

 哲学著作。十三卷。明王廷相撰。成书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撰者事迹参见“《王氏家藏集》”条)。
 《慎言》全书共十三章、四百零七章。体例仿《论语》,每篇取开头的前两字或三字为题，每篇又分若干章，是王廷相长期积累的读书笔记的汇编。他在《序》中说到书名的由来：“自知道以来，仰视俯察，验幽核明，有会于心，即记于册，三十余年，言及数万。信阳无涯孟君见之曰：“义守中正，不惑非道，此非慎言其余乎？遂以慎言名之。”慎言就是只讲儒家之道。
 《五行》、《道体》等篇明确了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阐明元气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宇宙万物的本性或实体。“元气者，天地万物之总统。”是“造化之本”,“实有之物”。认为元气不象一般的事物有生有灭，是永恒的物质存在。指出元气虽有“散聚”但无“灭息”。气聚而成有形之万物，气散而归无形之“太虚”,元气“未尝息焉”。他用雨遇热变成蒸气，草木遇火变成烟的例子论证了物质不灭定律。在辨明“元气”的性质之后，进一步具体说明了“元气”产生天地万物的过程。即“元气”生阴阳，阴阳变化为水火，再变化为土，万物就是据水、火、土而生，认为动物和人乃至于各种制度都是自然界长期气化的产物。还认为天道、地道、人道等各种各样的“道”都是随着该事物的出现才产生，而作为天地万物的“宗统”,则只能是实的元气，而不是虚无的道。《道体》篇还对理气与道器的关系作出回答，强调“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及“气，物之原也；理，气之具(具备的性能)也；器，气之成也。”它将自己的观点与佛、道、“世儒”对立起来，强调气、器在道、理之先，而理、道则寓于气、器之中。文中对佛道二教以及“世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君子》篇探讨了迷信思想泛滥的社会根源，认为“正道湮塞，邪说横行，多由于在上之势致之。”即都是统治者提倡的结果。文中例举出东汉谶讳迷信、五行灾异流行的事实说明宗教有神论产生和发展的缘由。
 《潜心》篇提出“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讨诸理而尤贵达于事”的治学方法。他重视“见闻”,更重视“思虑”。他说：“耳目之见闻，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适以狭其心。”认为只有在见闻的基础上，“积知之久”,充分发挥人的“思虑”作用，使“理可以会通，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才能触类旁通，精天通地，达到至微至深的程度。在《见闻》中强调用客观事实加以检验，“事物之实核于见，信传闻者惑；事理之精契于思，凭记问者粗，事机之妙得于行，徒讲说者浅。”指出认识客观事物要付诸于行动的道理。
 总之，王廷相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气—之论的思想，提出了“元气之上无物”的宇宙观，并以此为武器，在理气、道气等哲学问题上对宋明道佛等进行了批判，成为宋明和明清之际哲学史上承先启后的理论环节。
 《慎言》一书有明朝嘉靖十二年(1533年)刻本。后收入侯外庐等选编的《王廷相哲学选集》,一九五九年北京科学出版社排印本及一九六五年北京中华书局校补增订排印本。

慎言

讷言　谨口　戒口　噤舌　刺舌（刺舌谨口）
不随便发表意见：金口难开
不轻易开口说话：闭口藏舌　闭口结舌　闭口深藏
说话慎重，不轻易出言：守口如瓶　守瓶缄口
言语谨慎：金人缄口　金人戒言　金人三缄
　言语谨慎，少说或不说话：三缄
　说话谨慎，不肯或不敢开口：三缄其口
说话慎重：言重　爱口
　出言慎重：慎辞
嘴紧，说话谨慎：口稳
说话小心，不轻易透露情况：口紧
说话小心，不随便泄漏秘密：嘴严
能守秘密，不乱说话：嘴稳
说话和行动都小心谨慎：谨言慎行
说话一字一板，郑重其事：咬音咂字
说话、做事留下可回旋的余地：留余地　留有余地
说话要留有余地：行五言三
言语轻出，招致羞辱：唯口起羞　惟口起羞
说话不慎而惹起争端：惟口兴戎唯口兴戎
说话要慎重：妄言则乱
话说出就难以收回，说话应当谨慎：驷不及舌　驷不及言
　秘密容易外泄，说话应当小心：隔墙有耳　隔窗有耳
说话十分谨慎：三复白圭
言语谨慎迟钝：讷慎
决策者的言论关系国家兴旺，说话要慎重：一言丧邦
(说话谨慎：慎言)

慎言shèn yán

谓严肃讲话。《孔子家语·观周》：“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此古之～～人也。’”

慎言

明代批评理学的著作。十三卷。明王廷相著。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少时即以诗、文出名。二十二岁中举，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兵科给事中。由于耿直不阿，仕途坎坷。学涉天文学、律学、农学，并有著述。在文坛，为明“前七子”之一。《慎言》作于嘉靖初，共十三卷，四百零七章，于嘉靖十二年(1533)正式刊行。
关于《慎言》的写作目的，作者自述道：“仲尼殁而微言绝，异端起而正义凿，斯道以芜杂，其所由来渐矣。非异端能杂之，诸儒自杂之也……予自知道以来，仰观俯察，验幽核明，百会于心，即记于册。三十余年，言积数万”，遂成此书。取《论语》中“慎言其余”一语，“遂以《慎言》名之”(《序》)。即此书旨在净化孔孟之道，主要锋芒针对佛老和程朱、陆王的思想。
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是“元气之上无物”和“性生于气”。在本体论上，改造了程朱的“以理为本”和陆王的“以心为本”的思想，提出“气者造化之本”(《道体篇》)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驳斥了佛教的“一切皆空”和老子的“有生于无”的世界观。对于“理”、“气”的关系，认为“气，物之原也；理，气之具也；器，气之成也”（同上）。气为第一性，理为第二性。充满世界的是气，不是理，“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同上）。主张“离气无道”（同上），指出“以道能生气者，虚实颠越，老庄之谬谈也”(《五行篇》)。
在发展观上，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动力是其内部的矛盾运动。认为元气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阴不离阳，阳不离阴”(《乾运篇》)，指出阴阳两种矛盾势力的发展变化导致了自然现象的产生，故“阴阳者，造化之橐钥也”(《道体篇》)。阴阳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并非永远平衡的，而正是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宾主地位的转化而引起事物的变化发展，事物的性质由其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阴阳之合，有阴阳偏胜之义，而偏胜者恒主之”(《乾运篇》)。
人性论上，极力反对程朱的“本然之性”的观点，认为“离气无性。气外有本然之性，诸儒拟议之过也”(《君子篇》)。性、道、教三者的关系是：“性者缘乎生者也”，即人有生命就有本能和悟性；“道者缘乎性者也”，即“道”由本性灵明的“圣人”阐明的；“教者缘乎道者也”，即“名教”乃根据“圣人之道”制订的(《问成性》)。认为人只要习名教以制情欲，则会成善；循情欲而叛名教则会成恶。强调人欲是人性的本能，只能节，不能去。主张“治人者”不应去侵犯人民的最基本的情欲，相反应该节制自己的情欲。
认识论上，既反对程朱的“格物穷理”，也反对陆王的“发明本心”和“致良知”说，主张“知行兼举”。认为只有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学会本领，指出：“学之术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小宗篇》)对感性（闻见）和理性（思虑）的关系有较正确的认识，认为知识不能停留在闻见上，因为闻见是有局限的，它可能与人有益，也可能成为思想的桎梏，“耳目之闻见，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适以狭其心”(《见闻篇》)。只有在“见闻”的基础上进行“思虑”加工，两者结合、长期积累，才能把知识扩展到“上天下地”的广度，推进到“至细至精”的深度。强调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高瞻远瞩，“游心于造化之上，体究乎万物之实，求中正至诚之理而执之。闻也、见也、先哲也，参伍之而已矣”（同上）。
还以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批评“天人感应”论是“诬天人甚矣”，主张“国家之兴替，人事之善否也。是故贵人敬人者其道昌，弃人诬天者其道亡”(《五行篇》)。认为当时流行的风水、鬼神等迷信是“非愚则诬”(《保傅篇》)，人完全可以通过认识、利用客观规律而“定能胜天”。
有嘉靖十二年(1533)刻本，近人侯外庐等将其编入《王廷相哲学选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增补再版。

慎言

十三卷。明王廷相(1474—1544)撰。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少时以诗、文出名。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及第。选为翰林庶吉士，后授兵科给事中。他为人正直，不阿权贵，仕途中两次受到宦官迫害被贬。历任监察御史、四川提学佥事、山东提学副使、湖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等职。他在吸取王充、刘禹锡、柳宗元、张载等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驳正宋儒的牵合附会之说，成为宋、元、明时期反理学最有成就的思想家。著作较多，主要有《沟断集》、《吴中集》、《雅述》、《横渠理气辨》、《台史集》等。此书成于嘉靖六年(1527)。共分十三篇，即《道体篇》、《乾运篇》、《作圣篇》、《问成性篇》、《见闻篇》、《潜心篇》、《御民篇》、《小宗篇》、《保傅篇》、《五行篇》、《君子篇》、《文王篇》、《鲁两生篇》。他在书中批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提出“元气为道之本”的观点。认为天地的本原为“元气”，元气为天地万物的宗统，有元气则有生，有生则有道显，故气为道之体，道为气之具。并提出“气无灭息”的观点，认为气有聚散，但无灭息。气化为雨水，而雨水受火复蒸为气。这是对物质不灭规律的初步科学认识。书中指出世儒的“理能生气”，就是老子的“道生天地”之说。他提出“知行兼举”论，认为学之术有二，一为致知，二为履事，两者兼举为上。他强调识与思的作用，认为广识未必皆当，而思之自得者真；泛讲未必吻合，而习之纯熟者妙。故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诸理而尤贵达于事。他在书中反对神秘主义的五行灾异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五种物质元素，自元气变化而来。大胆提倡“人定能胜天”的观点。王廷相的《慎言》独树一帜，卓然自立于理学的潮流之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很大影响。此书收入明嘉靖中刻本《王浚川所著书》，另有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廷相哲学选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