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录辑要

 思想札记。三十五卷。明清际陆世仪撰。在其晚年由同学编定，初刊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
 陆世仪，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江苏太仓人。明季诸生，从刘宗周学。明亡，隐居，筑桴亭，与同道讲学，历主东林、毗陵、太仓诸书院。屡次为当道荐举，但都力辞不出。其学恪守程朱，以“居敬穷理”为主。著有《思辨录辑要》、《复社纪略》等。又有后人所辑《陆桴亭先生遗书》,汇刊遗著二十二种，多涉理学、政议，并有《诗集》。
 是书为札记师友问答及平生闻见所成，始于二十七岁时读书有得，原无伦次，后由其学友江士韶、盛圣传等辑成，初为四十四卷，名曰《思辨录》,今已佚。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乃以《思辨录辑要》重刊，为三十五卷，去原书所附诗文说三类。现存部分前后二集，前集二十二卷，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类；后集十三卷，分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六类。基本上体现了陆世仪的主要思想，为其代表著作。
 书名取《中庸》“慎思明辨”之义。世仪论学较清初诸儒为开通，视野要宽大。并不如他人诋毁王阳明一派，以为读书要广泛地下功夫，当然也包括陆象山、陈白沙、湛若水、王阳明等人的著述。关于释老也一样，以为程朱及王阳明、罗整庵都曾学过禅，怎么我们便可闭而不窥呢？只是“须各人自审力量何如，若力量不足，不如且守先儒淫声美色之训。”(《格致类》)近来儒者都诋禅学，弃顿悟，究竟有没有悟这个境界呢？世仪以为是有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只是古人不把它叫做悟，而叫做物格知至。儒家所说的悟来的实，禅家的悟来的虚。悟来自于思，但一旦要进行思，就得先学，不学便没有什么可思的，因此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关于学习古法，世仪是反对拘泥古人的，“吾辈苟欲用心，不必泥古，须相今时宜，及参古遗法，酌而行之。”(《大学类》)又说，以“礼”为例，一代有一代之礼，没有必要认为古代的就是对的、好的，而后来的都不行。说到“居敬”,以为要以此为处理一切的关键，然后是致知、力行并进，“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本。此方是千圣万贤入门正法。”(《居敬类》)关于学习，世仪以为要重在用世，因而古代人只学六艺就够了，但今人除此外，凡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都得学。只高谈性命而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将无补于世。
 在经世方面，广泛涉及《周礼》、《禹贡》、《天官》等，凡辅治、置宫、天文、地理、几何、治水、赋税、兵法、学校等无所不谈，多有灼见。以为“治一国与治一事不同，治天下与治一国又不同，须是把个天下大势，完完全全在胸中，纲目井然，源委毕见，然后左之右之，无不宜之。”(《治平类》)在治国上，世仪又主张“封建”为治国首务，反对郡县制，以此救明代社会弊端，因此，又主张复三代之治，以《周礼》为治国依据，等等。
 是书初为陆世仪同学所编，初刊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由张伯行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重订、刊行，后沈鼎甫又重刊，并载入《四库全书》。另有光绪三年(1877年)江苏书局本。

思辨录辑要

清代批评王学的著作。明末清初陆世仪著。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曾从刘宗周问学。明亡，隐居讲学，历主东林、毗陵、太仓诸书院。与陆陇其并称二陆。此书书名取《中庸》“慎思明辨”之义。集札记师友问答及平生闻见而成。顺治十八年(1661)正式刊行，但仅选辑原稿十分之三四。其死后友人将稿全部刊行。有序文六篇，全书分为前集(其目为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类)和后集(其目为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六类)，又附诗歌、书文、杂说三类。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思辨录辑要》为名重刻此书，去原书所附诗、文、说三类，不分前后，合并为一，共三十五卷。
《思辨录辑要》宗旨“一准于程朱”(陆陇其《序》)，在“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等方面和朱熹的见解基本相同。对陆王则“深知其流弊之祸世”（同上）而持批评态度。
对于当时王学泛滥加以抨击：“近世学人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卷一）王学末流清谈不实，完全违背了孔门的旨意。对于王学的核心命题“致良知”也作了批评：“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穷理二字赅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赅不得穷理。”（卷三）认为穷理的范围是广泛的，人之理、物之理、心之理都是人们研究考索的对象。致良知只是穷人伦道德之理的一种方法，根本不能代替对天地万物之理的了解和考察。反对王学把良知说成是“不学不虑”的观点，“孟子言不学不虑是指出性体与不知性之人看，非谓率性当如是也”(《卷二七》)。认为所说的“不学不虑”的良知是为了告诉人们有天赋的善性之存在，并非是肯定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
针对王学的空谈不实，注重多艺经世。“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用于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卷一）因而书中特别注重兵农水利之学，对农田之事(诸如耕种、农具之类)、水利、田赋、兵阵都有不少切合实际的讨论。并且主张学习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细勾股之法也。勾股之法《九章》算草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嘉定孙中丞大东更为详注，极其精密。”（卷一五）“天文图盖天不如浑天，人知之矣。然浑天旧图亦渐与天不相似。惟西图为精密，不可以其为异国而忽之也。”（卷一四）
此书虽然恪守程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发展和批评。对于程朱的“理一分殊”说，提出要区分“理一分殊”和“一本万殊”：“一本万殊犹言有一本然后有万殊，是一串说下。理一分殊犹言理一而分殊，是分别说开。譬之于水，一本万殊者，如黄河之水出于一源，而分出千条万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个水，而江河湖海各自不同也。”（卷二八）认为一本万殊是讨论本与末即本源和派生的问题，而理一分殊是讨论体与用即一般和个别的问题。这种区分，可以说是发展了“理一分殊”的理论。强调要了解和掌握理一，必须对分殊进行广泛的研究，“识得理一未是一贯，识得分殊方是一贯”（卷二八）。没有切实在分殊上穷理的工夫，想达到一贯的境界是不可能的。这同朱熹通过读书穷理而豁然贯通有所不同，强调要在多考察实际事物上下功夫。对于朱熹区分以“天地之性”为善和以“气质之性”为恶的观点也有所批评。认为朱熹把气质之性看作是恶并不妥当，因为“性为万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独，性善之旨正不必离气质而观也”（卷二七）。只要说到性，必然已经与气质结合在一起，所以“论性善者亦必在气质之性上看出性善，方是真切”（卷二六）。既然没有离开气质之人性，那么就不能走程朱把善归为天理、恶归为气质的老路，强调“性善即是气质”。和程朱“理先气后”说也有所不同，主张“即气是理，以为气中即有理”（卷二三）。这些观点对以后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家都有一定的影响。近来研究此书的学者中，有人把书中的思想归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之中。
清末沈鼎甫重刊此书，光绪年间江苏书局亦重刊此书。

思辨录辑要

三十五卷。清陆世仪 (1611—1672)撰。世仪字道威，号桴亭，太仓（今江苏省太仓县）人。尝从刘宗周问学。明亡，隐居讲学，历主东林、毗陵、太仓诸书院。著有《宗祭礼》、《三吴水利志》、《书鉴》、《诗鉴》、《桴亭全集》等。世仪撰《思辨录》，札记师友问答及平生闻见，前后历数十年。其体例如薛瑄《读书录》、胡居仁《居业录》、顾宪成《小心斋札记》，而初稿无所伦次。江士韶、盛敬等仿《近思录》体例摘其要旨，分类编辑，名《思辨录辑要》，分前后集。后张伯行又汰其繁冗，重分编次，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等十四类。陆氏为学，主于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主于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在讲学诸家中，最为笃实。其主要学术观点，均反映在此书中。一般认为其学恪守程朱，以居敬穷理为归、反对陆、王。梁启超认为陆氏并不专宗程朱。程朱将“性”分为二，谓“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陆氏并不赞同。世仪认为，学者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批评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故受过拙之消。世仪又不喜群趋讲学之风，谓“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指出“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其实他是总结明亡的教训，乃有感而发。其言多深切著明，足砭虚㤭之弊。但书中也不免有迂阔之失，如《修齐》类中必欲行区田，《治平》类中必欲行井田封建。另外也间有前后重出之处未能刊除。该书有张伯行正谊堂刊本、《四库全书》本、嘉兴沈维𫔯刊本、 江苏书局刊本、 唐受祺刊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