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之败

当阳之战，本来是刘备吃了败仗，而且败得很惨： 丢妻撂子，仓皇逃生；从樊城撤退时尚有“三千余军马” 经过景山 （位于当阳县） 一役，“再看手下随行人，只有百余骑”，其损失可谓惨重！有意思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些失败的事实，可是它给读者的印象，却是： 刘备集团的英雄是英勇无敌的，不可战胜的，最后失败的似乎不是刘备，倒有点象是曹操。这就是一个很值得令人玩索的艺术秘密。
首先，作者向读者交代了他的主人公刘备宁肯逃亡，而“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以安身的个人品德 (当刘表病危之际，诸葛亮劝刘备 “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刘备以 “吾宁死不作负义之事”谢绝之) 。这就使读者先从道义上肯定了刘备这次的逃亡。
同时，作者把刘备在逃亡途中为曹兵所追及造成惨重损失的原因归结为刘备的爱民行为——不忍 “弃众速行”，甘与百姓共患难。这就为刘备的失败争得了读者更大的同情。作者在这里十分突出地描写了刘备的宽厚爱民。在形势极为危急的情况下，他仍然依恋百姓，不肯先行。不管部下怎样着急，三番五次地劝告，他总是以“安忍弃之”来谢绝。
第一次是：诸葛亮劝他“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他说“奈百姓相随已久，安忍弃之”？
第二次是：他带着十万拖家带口的民众上路，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哨马报说： “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部下众将齐声劝告： “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他还是流着泪水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结果还是“拥着百姓，缓缓而行”。
第三次是：曹操听到这种消息，立即命令各部精选铁骑五千，连夜追击。就在追兵已经赶上的当天晚上，简雍失惊地告诉他： “主公可速弃百姓而走，”“若恋而不弃，祸不远矣！”他还是坚持地说： “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吾安忍弃之？”结果，当阳景山一役，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丢妻弃子，险些儿遭性命之忧。到了此时，他依然不忘百姓，放声大哭说： “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
作者就是这样一再地强调刘备的爱民行为的。或许这也是处在水深火热、暴君统治时代里人民的一种希望好皇帝的愿望在作家笔下的反映。不管怎样，古代人民或一般读者，对一个对人民有着较好态度的长厚仁爱的性格，总是会同情、会肯定的。作者正是抓住刘备宽厚爱民的这个特点，加以艺术渲染，表现了自己的倾向，争得了读者的同情。《演义》的读者为刘备的命运而提心吊胆，或许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
战前，作者以他饱含爱憎感情的笔触指出双方力量的过度悬殊，曹操占着绝对优势，刘备处于绝对劣势；曹操处于主动地位——追击，刘备处于被动地位——逃跑。从这里悄悄地暗示给读者：曹操以强凌弱，刘备兵寡不敌；刘备不被曹操一口吞没，就算胜利，曹操不能完全消灭刘备，即是失败。这样，作者就既为他心爱的主人公遭受战败之辱，先建造了开脱之门，又为他的主人公危险的命运争得读者更大的关注，更重要的还是为他的主人公在读者当中奠定了败不足馁，胜则更喜的心理基础。这真是一石数鸟的艺术手法。
我们何妨再看看当时的具体形势：曹操的力量已空前壮大，兵多将广，擒吕布于下邳，摧袁绍于官渡，破乌桓于白檀，北方的群雄，略已剪平。正欲消灭刘备、孙权，扫平江南。大军南下荆襄，刘琮又不战而降。他为攻刘备，先曾发兵十万，径抵博望，继又起大军五十万，直逼新野。不意诸葛亮博望烧屯，白河用水，竟使夏侯惇、曹仁辈大败而归。这更激怒了意气骄横的曹操，于是亲自催动三军，填塞白河，分兵八路，满山遍野，排山倒海而来。乃至当阳时，他的兵力已具参加赤壁鏖兵时的八十三万，诈称百万的总数。
而刘备呢？东奔西跑，无立锥之地。“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况乃“新野山辟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兵甲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强敌压境，不能不造成“弃新野，走樊城”的趋势。“败当阳，奔夏口”也成为势所必然。就以向当阳撤退时的最高兵力说，才不过三千余军马。以三千不经练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雄师！ 兼之又有 “十余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而刘备又 “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这就在不利的条件上又加了不利。
双方力量之强弱寡众，其悬殊如此！ 可是战斗的结果，刘备居然安然脱险，除糜夫人一人自尽疆场之外，刘备集团的其余的主要人物，都安全无恙，以致造成后来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揭开了著名的赤壁之战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看，当阳之战，刘备并没有彻底的败，曹操也没有完全胜。尤其在大战其间，居然还出现了长坂坡赵云救主，长坂桥张飞退敌的场面，这就更使读者产生刘备虽败犹胜，曹操虽胜犹败之感。罗贯中就是这样用他的生花之笔表现其倾向性的。
作者还颇具匠心地把刘备集团的两个常立于不败之地的英雄人物——关羽、诸葛亮安排开，让他俩先后远去江夏救援，免受这场战败之辱；让这场不可避免的失败灾劫由刘备这个惯遭失败的人物一人承当。这就很耐人寻味。看来，关羽的往江夏求援，还很自然，且为后来的汉津阻击曹操埋下了伏线； 不仅在艺术上有它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些历史的影子 ( 《三国志》先主、关羽等传有先主“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的记载) 。而诸葛亮的继去江夏，就似乎无甚必要； 而且 《三国志·先主传》 明明写着： “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云云，可是 《演义》 的作者却偏偏不让诸葛亮和刘备一道儿跑，让诸葛亮在刘备的委托下也远去江夏了。替他找到的出使理由是： “云长往江夏去了，绝无回音，不知若何？ ” “敢烦军师亲自走一遭。刘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见公亲至，事必谐矣。”就这样轻轻地把孔明也打发到当阳之役的战场之外了。
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安排，作者是有他的一番艺术用意的。诸葛亮，在作者 （或读者） 心目中简直是智慧的化身，胜利的象征，不能让他轻易掉到失败的泥坑里去； 况且他下山还没有多久，在他的指挥下刚打了两个漂亮仗，才树立起军师的威信。刘备部下的将领，如关羽、张飞等才刚刚服他。如果这次让他束手无策地和刘备一道儿狼狈逃跑，神机妙算哪儿去了？这就多少会有损于他的尊严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所以，作者这样的艺术处理，我们虽然不能过誉，但至少是不留痕迹地成全了这位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人物的威望，自然也就节省了在失败场合为作者所衷心歌颂的英雄人物的必要的圆场文字，从而减少了创作中不少的麻烦。因之，我们也就不能不肯定这种手法的经济得体。
最后的一点，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作者在简单的历史素材的基础上，充分施展了他的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虚构的才能，采取了从败中写胜——从大败突出小胜的手法，生动地描述了这次战争的全景，表现了他的尊贬抑扬的思想与爱憎喜怒的感情。
作为尊刘贬曹的罗贯中，当然，在主观上他并不愿意他所尊的人物失败，可是刘备兵败当阳，这是史有记载的事实。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罗贯中，他又不能在他的作品中隐讳或颠倒这一事实。在“当阳之战”的一段描写里，罗贯中确乎是创造性地处理了这一历史题材。在这次败退中，赵云“抱弱子，保护甘夫人，皆得免难” (《三国志·赵云传》)；张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三国志·张飞传》)，也有记载可考。败，固然是事实；胜，也是事属有因。只是，败是大败，胜乃小利；败是亡命逃生的全面败，胜则是自卫脱险的局部胜。《三国演义》又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不能任意捏造历史；可是任何一个作家，不管他采用何种题材——从历史、传说提供出来的还是从现实生活提供出来的，他总是要表现他的立场、观点、爱憎和意愿的，他的笔总是有所倾向的。在既有的素材不利于对他所要歌颂的人物进行歌颂的条件下，依然要极尽歌颂之能事，这就到了考验作家艺术本领的紧要关头。尽管历史题材对作家有一定约束性，但是一个有作为的艺术家是决不会跟在史学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从历史素材到艺术成品，其间必须经过一道艺术概括的工序，使其人物和情节典型化，使他的作品凌驾在史实的真实之上；因为文学作品总是要通过其艺术形象自身的生活真实性显示其思想艺术力量的。罗贯中关于“当阳之战”的一段艺术处理，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足堪借鉴的艺术经验。
他既不拘泥于史实，也不任意捏造史实，而把史实的真实性和作者的倾向性两相结合起来(《演义》其他部分在这点上有时是有缺点的)，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艺术中所谓虚写与实写的手法结合起来，把全面叙述与重点描绘结合起来。他全面概括地、勾勒轮廓式地叙述了刘备走新野、弃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的大败，交代了历史面貌，而又突出重点，生动具体、极尽夸张地描绘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坂桥”的大败中的小胜(所谓“小胜”，系与大败相对而言，实际上赵云、张飞的战果是辉煌惊人的)。作者以高度同情的笔调写了大败，又以热烈兴奋的心情写了“小胜”；意到笔随地写了大败，精雕细刻地写了“小胜”；虚写了大败，实写了“小胜”。虚实相生，构成了一幅淡抹浓描相宜的彩色风云图。同时，“大败”不仅仅是贴在“小胜”后面的背景，而且让“大败”的情势造成的氛围烘托得“小胜”更为色彩绚烂，眩人心目，烘托得战斗中刘备部下的虎胆英雄的形象更加神勇无敌，光芒四射。其效果则在读者印象中把“大败”淹没在“小胜”之中，好象最后的胜利还是在刘备这一方面。达到了作者尊刘贬曹的创作目的；既使历史事实的脉络清晰可辨，又使关怀正面人物命运的读者“即喜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