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紫薇雅词序

宋汤衡撰。见于《于湖先生长短句》(有民国陶湘涉园《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明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等)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作者评价张孝祥《于湖词》时，主要着眼于其风格渊源，赞扬它对苏轼词风的继承和发扬。本着既定的宗旨，作者首先肯定苏轼革新词风，意在“起衰”、“济溺”：“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东坡虑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手止之，唯恐不及。”然后称道苏轼所开创的新词风对后人影响深远：“其后之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紫薇张公之词，同一关键。”这就是说，不仅元祐词人直接受到苏词的沾溉而未丧“正声”、“正气”，而且张孝祥的《于湖词》也是苏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嗣响。它们之间有着既不容抹煞、亦不容忽视的渊源关系。接着，作者又进一步分析说张孝祥的《于湖词》之所以能“与‘大江东去’之词相为雄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出守四郡，多在三湖七泽间”的仕宦经历：“何哉？衡谓兹地自屈贾题品以来，唐人所作，不过柳枝、竹枝词而已，岂以物色分留我公，要与‘大江东去’之词相为雄长，故建牙之地，不于此而于彼也欤？”这实际上是强调词人的独特遭际使他必然成为苏词的后劲而以雄豪见称于词坛。最后，作者具体指出，《于湖词》中，《歌头》、《凯歌》、《登无尽藏》、《岳阳楼》诸曲，都规摹苏词，是“所谓骏发踔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如此层层深入地阐发，只为了托出一个结论：能继苏轼之轨者，“非公其谁与哉”？而将这一结论放置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也许可以说，作者托出它的目的又是为了感召与敦促词林中人追随于“紫薇张公”之后，致力于拓展词境、锻炼词风，用骏发踔厉之作来传导时代脉搏，弘扬民族精神。如果说作者撰写此序大有深意的话，那么，其深意当由此寻绎。值得一提的是，同时代的朱熹亦写有题为“书张伯和诗词后”的跋文。跋文中着意强调张孝祥所赋诗词，“读之使人奋然有禽灭仇虏、扫清中原之意”。这与汤衡此序的宗旨以及胡寅、陆游等爱国志士的论词主张是不谋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