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琇兄弟复仇案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监察御史杨汪赴嶲州审理该州都督张审素贪赃案，因被其属官率兵围迫，乃奏张审素谋反，并深按其狱，构成其谋反之罪，使张审素终以谋反被诛，全家籍没。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年幼免死，流岭南。(按唐律：犯谋反大逆之罪者，父子连坐皆死；但如果其子年龄在十岁以下，可上奏请皇帝决定是否从死，七岁以下，则可直接免死)杨汪事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并改名杨万顷。张审素二子至岭南，不久便逃回，隐匿民间数年，伺机为父报仇。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三月，年仅十几岁的张瑝、张琇兄弟在东都洛阳等候到杨汪，用刀杀死了他。张瑝为兄长，但首谋及手刃仇人者，皆是张瑝所为。既杀仇人，兄弟俩在现场留下一封书信，言其父被冤之状，然后欲往别处杀与杨汪同谋治其父罪者，行至汜水，为官府捕获。二人预谋杀人，在律有正条，当处死刑；然而二人是以少年之躯，舍身为父报仇，属孝烈之行，前朝屡有免死之例。于是玄宗召集群臣议其案。议者多以为二子之父死非其罪，二人少年孝烈，为父报仇，应加宽宥。宰相张九龄亦持此议，欲全活二子。但宰相裴耀卿、李林甫反对上述意见，他们认为若宽免二子，将则破坏国法。玄宗亦赞同此论，他对张九龄说：“为父报仇虽为礼法所赞许，但杀人却为法律所禁止。孝子之心，舍身报仇，义不顾命，此情可嘉；然国家设法律，不能对此听之任之。今若依律杀之，可成全其舍身复仇之志，赦之则破坏了刑法律条，理虽如此，但今朝野议论纷纷，故须有所宣告。”于是玄宗下敕称：“国家制定法律，本为制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各伸为子之志，那没有谁是不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极限！ 昔孔门高徒曾参复仇杀人都不可饶恕，何况张家二子呢。”敕下后，便将二子交付河南府杖杀。对二子之死，无论官吏百姓都很感伤怜悯。有人为之作悼文，榜于通衢街市；又众人捐钱，在两兄弟被处死处造义井；礼葬二子于北邙，恐其墓为杨汪家人掘毁，特作疑冢处。子报父仇，在当时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儒家经典对此加以肯定，而法律却禁止杀人，社会舆论对此种复仇义举历来给予很大同情，因而使法律对亲子复仇的问题，难以作出明确的规定。唐律中就未涉及这一问题。临到发生此种案件时，是按通常的谋杀罪论处，还是考虑案发的具体情况，对事出有因，其情可悯者特加宽免，则到时集群臣议决，随朝随事而定。太宗、高宗朝倾向于情理，多加以宽免；而其它诸朝，则多偏重于依律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