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陶渊明田园诗之争论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诗人和散文大师。其田园诗开一代先河。对于这些诗篇的评价，历来毁誉不一，褒贬悬殊。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此问题曾展开过几次争鸣，兹将几次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1) 一九五八年的大辩论。这次大辩论起源于北京师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在编订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和讲稿时否定了陶渊明。发了一篇题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240期)。此文一发，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投稿，至一九六○年三月，《文学遗产》编辑部便收到有关文章251篇。北师大的文章得到了极少数同志的赞同。赵德政《对于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浅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44期)提出：“陶渊明写了许多歪曲了农村现实的、粉饰农村现实的、美化农村现实的、掩盖农村阶级压迫的本质的田园诗。《归园田居》《饮酒》《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涂着迷人的掩护色的毒草。”张连喜的《退隐是有“积极意义”的“反抗”吗？》(《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44期)与赵德政持相似的批判态度。
对于上述观点，大多数研究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持上述意见的同志犯了简单化的毛病。郭预衡《陶渊明评价的几个问题》(《陶渊明讨论集》)指出，造成简单化倾向的根源是“没有把陶渊明放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来考察。脱离了一定的历史时代，当然得不出恰当的历史评价。”
关于陶渊明田园诗的现实性问题。多数论者持肯定意见，部分同志还从抒情诗的特点出发，肯定了陶渊明田园诗的现实意义。贾文昭《从陶渊明的讨论谈评价古典文学作品的尺度问题》(《陶渊明讨论集》)认为陶诗大多是抒情诗，而抒情诗的特点就是以诗人对现实事物的主观感受作为描写的中心。陶诗的主观感受总的倾向“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离心倾向，也就是与封建统治阶级不合作的精神”，“因而，不仅诗的积极一面，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就是消极一面，也反映了对现实的绝望，总的来说，矛头都是指向统治阶级。”曹道衡与贾文昭基本持相似观点，认为陶的田园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
对于陶渊明田园诗中表现的归隐思想，分歧较大：(1)肯定了陶的辞官归隐，认为这种行动是对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反抗，有着积极的意义。(2)辞官归隐的行动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表现。(3)陶的辞官归隐，不能说对劳动人民有利，也不能说有害。他的归隐只是在追求个人的志趣。
(2)一九七六年以来。“文革”结束以来，陶渊明研究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有较大前进。特别是七八年以后，在不少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归纳起来有：
（一）关于陶渊明田园诗中辞官归隐问题：《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中山大学学报》1979. 1)一文作者认为“陶潜是隐士，也是逸民合称隐逸。”这种隐士和逸民“一开始，他们就代表了历史的惰性和保守势力”，“实际上是从不同方面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李翰《也谈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中山大学学报》1978.4)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陶渊明“归田不仕，表示了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决心。”
（二）陶渊明田园诗中农村社会问题。近年来，学者对于这一问题争议较大，矛盾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陶渊明田园诗中反映出来的恬澹平和景象。《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的作者认为，陶渊明田园诗中反映的农村社会“是经过他精心设计，用以寄托他的‘乐天知命’思想的世外桃源”；“客观上仍然掩盖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麻痹了广大农民反抗封建黑暗统治的斗志。”钟优民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那种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寄托诗人‘乐天知命’的消极遁世思想的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陶渊明论集》)
有人认为，陶诗的表面宁静与平和，深蕴着诗人并不“静穆”的灵魂，李文初即持此说(见《陶渊明田园诗的评价问题》《暨南大学学报》1981. 4)。何世华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见《四川师院学报》1980.3)。
（三）陶渊明田园诗中农民形象问题。大致有四种意见：a.田园诗中没有出现真实具体的农民形象，所以就不能进一步反映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农村凋敝荒凉的面貌(见王运熙《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一文)。b.田园诗中，虽然没有出现可观的农民形象，但诗人通过亲身的农村生活经历，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严重危机，李文初即持此观点。c.田园诗中，部分诗篇反映了农民的苦难，这是吴云在其《陶诗的人民性》(见《陶渊明论稿》)一文中提出的观点。d.陶渊明到了晚年，已成为一个很近似农民的诗人。这种观点是诸春来在其《对陶渊明田园诗的几点看法》(《河北大学学报》1983.1)一文中提出来的。
此外，关于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观点基本趋向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