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的党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我们的文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①。这些不正的作风，在遵义会议以后，虽然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们还经常作怪。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大发展中增加了七十余万新党员，②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但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因为斗争任务紧张，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还很不够，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一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开展整风运动需要一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这些条件在1941年以后已经具备。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一批比较了解中共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骨干；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因此，也就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对路线问题的认识开始的。在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正式开始以前，中国共产党用一年多时间作了大量的酝酿准备工作：1.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进行动员，成立领导全党干部进行学习的机构。2.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3.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准备学习材料。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正式开始。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反对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学风，明确指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③。这就划清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种态度、两种思想路线的界限，为当时已经开始的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和后来全党的整风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同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报告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相继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肯定了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会议并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如何使党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继续领导在延安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遵照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方面研究党的历史文件，进行讨论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参加这个学习的有高级干部一百二十多人。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酝酿，就为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阶段转入普遍整风阶段； 由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转变为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由以解决对政治路线问题的认识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普遍整风阶段是分五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普遍发动(从2月1日到4月2日)。
 在这一段时间里，各单位普遍传达了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的计划，普遍地向党员和干部作了思想动员。2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了贯彻党的整风精神，学习方法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在各项工作、学习中都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指出理论教育的成败是革命成败的第一关键。
 第二，学风学习(从“四三”决定到8月初)。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对于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都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四三”决定发布以后，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整顿学风的学习，到8月初告一段落。学风的学习，着重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要学习文件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四三”决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学风部分、《<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的一些有关决定，以及《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三、四条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第二条、《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等文件和著作。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扫除了关于理论问题上的许多错误和混乱，大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成为广大党员和干部在整风中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锐利武器。
 在学风学习阶段，各级领导整风学习的组织都建立和健全起来了。中共中央于6月2日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学习。在总学委下成立了五个系统的分区学习委员会：(1)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负责，以下各机关成立学习分会。(2)中共中央军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以下成立中心学习组，如参谋部学习组、政治部中心学习组、后勤部中心学习组、专家中心学习组等，各机关部队成立学习分会。(3)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以下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分别成立三个学习委员会。(4)中共中央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5)中共中央党校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它们都分别领导所属单位的整风学习。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成立了中心学习组(甲组),自己首先把文件学好，以领导其他干部学习。此外，还成立了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甲组人数比较少，是领导的中心，乙组人数最多，是普遍整风过程中最应该注意的部分。甲组的干部分别参加乙组学习。丙组人数不很多，是文化水平较低但又应该学习文件的干部，他们的学习以上课听讲的办法为主。其间，延安共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④。
 6月初，中央总学委总结了前一段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决定把整风运动推向全党。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自此以后，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来。
 延安各单位的学风学习到7月底先后告一段落。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和干部觉悟到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许多同志在改变着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逐步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思想上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在组织和领导整风学习方面，进一步取得了一些经验。学习中也存在问题，主要是：一些干部在学习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现象，即学用脱节、言行不一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单位在领导整风学习中，思想工作抓得不紧。
 最后各单位和个人用了一个星期或十天左右的时间，结合实际情况对学风学习进行总结，并检查了对学习的领导，对于今后的学习提出了改进的办法。
 第三，党风学习(从8月初到12月中旬)。
 党风学习，着重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学风学习着重端正思想方法，党风学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直接实践的问题。在党风学习中，中共中央更强调了反省自己，更强调了学和用的统一，使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贯彻。
 党风学习主要检查的问题是：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个人和党的关系，对工作的态度，干部之间的关系，纪律和民主的问题，官僚主义问题等等。
 学习的主要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反对宗派主义部分，《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民主等文件和著作。
 在党风学习中，中共中央强调了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综合多年经验，解决各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上和各组织间关系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整顿党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党风学习，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克服了大量存在于党内的违反党的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各单位和每个党员着重检查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对于各项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党风学习的后期，各单位和每个人都作了总结，有的单位还进行了考试。
 第四，文风学习(从1942年12月28日到1943年3月中旬结束)。
 1942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延安整风运动转入了文风学习。文风学习主要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习的文件有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及《宣传指南》等。
 在文风学习中，各单位和每个同志都检查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检查了写文章、作决议、作报告的党八股作风。特别是文教部门用了更多的精力进行了文风学习。
 第五，总结(从3月20日到10月)。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机关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办法，最迟6月底作出总结。延安普遍整风转入最后一步——总结。
 总结的主要任务：一是各单位全面地检查工作，对普遍整风阶段的学习作出总结；二是每个同志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总结。
 在总结中，又重新学习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中共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以及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等文件。
 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对于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学习，从哲学的角度作了总结。
 正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进入紧张的反磨擦斗争中，整风运动没有能够及时转入第三阶段即总结中共的历史经验的阶段。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43年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中共中央总学委一方面组织一般干部进行人生观的学习，要求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改造世界观，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这时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比准备阶段大大地扩大了，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学习。对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配合这个学习，中共中央书记处又把党的历史文献汇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供研究参考。同时，还分别组织了一些地区和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赣东北边区、闽粤边区、福建地区、潮梅地区、闽西地区、红七军、红五军团，等等。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详细地阐明了这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回答了学习中大家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和党的任务。随后，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七中(扩大)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会议进行了十一个月，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是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的总结。经过这个讨论和总结，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共七大的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至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遂告结束。
 在全面整风运动中，负责审干、反奸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是中共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之一，他以“左”的思想采取“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假特务案。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都成了被“抢救”的对象，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中共中央发现了审干运动中的“逼、供、信”现象后，于1943年8月15日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指出“逼、供、信”是主观主义的错误方针⑤。但康生却用自己的一套错误主张与做法，歪曲中央的方针使之不能真正贯彻。10月9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明确指出，在审干运动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原则。⑥到12月，中央进一步发现“抢救”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进行甄别平反，强调要采取谨慎态度，防止和纠正各种“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甄别工作到1945年七大召开前基本结束，“抢救”运动所造成的种种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解释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⑦
 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缩影。全党的整风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遵循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1)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向。(2)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周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大团结。(3)保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能够在各方面贯彻执行，使党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空前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从而保证了党在短短几年内接连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延安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为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其他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在党内开展的整顿作风的运动。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但由于战争的紧张与形势的迅速变化，来不及对错误思想的根源作彻底清算，抗日战争后又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他们还缺乏思想改造。因此，党内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情况。针对这个情况，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开展了全党范围内普遍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的目的。这场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了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取得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多次开展的整风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方法。

延安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