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通

清代评论庄子的哲学著作。清初王夫之(生平见《张子正蒙注》条)著。成书于康熙十八年(1679)，其时王夫之年逾六旬，“避兵”于山林，在逆境中与世周旋，虽非庄生之徒，而其行又“薄似庄生之术”，客观历史条件使得他得以设身处地理解庄子的思想，因而能够对庄子哲学进行辩证的分析和评价。
“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这是《庄子通》所表达的对待庄子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庄子哲学可以通“君子之道”而并非“君子之道”，必须对它加以改造制作，理璞为玉，《庄子通》的哲学意义就在于把庄子的相对主义、出世主义通向辩证法和现实主义。庄子认为人要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就必须“无待”，去耦，去因，消除矛盾，“休于无均”，他把任何矛盾都看作只是相对的，否认其差异，导致相对主义，这是庄子哲学的失足之处。《庄子通》抓住这一点作为通庄的入口，认为“多寡，长短，轻重，大小，皆非耦也。兼乎寡则多，兼乎短则长，兼乎轻则重，兼乎小则大，故非耦也”(《逍遥游》)。多寡、长短、轻重等既是有差异的，但又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相互交融的统一体。《庄子通》在对庄子哲学命题的改造制作中，发挥了辩证法的思想。“参万岁而成一纯”是《庄子》提出的一相对主义命题。《庄子通》对这一命题赋予了崭新的含义。“怀之者，参万岁而一成纯者也。”(《齐物论》)“怀之者”即圣人，认为真正的圣人会把自然界和社会上一切复杂的变化都统一于一般的常道之中，而努力从复杂的历史变化中去体认这种常道，这才是“参万岁而一成纯”。
在认识论问题上，庄子提出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的命题。《庄子通》对此提出修正，认为“生有涯，则神有涯，所当者亦有涯也。其他皆存而不论，因而不殆，抚而不诛者也”(《养生主》)。以有限的生命去认识自己所接触的具体事物，是不存在危殆之虑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认识方法，提出了“心斋”之术，意思是使耳目不与外界接触，同时又排除心的思维功能。对此《庄子通》指出：“耳目受物，而心治物，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能不师心者也？师心不如师古，师古不如师天，师天不如师物。”(《人间世》)耳目之官，只能感受客观，而心之官则根据这种感受而作出判断。如果企图使耳目不与客观事物接触，同时又停止心的思维活动来使心虚静，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片面的“徇耳目”、“师心”都会带来大的祸患，要求“师物”即按照事物本来面目了解它。《庄子通》认为：“天下之用心用物者，不出两端；或师其成心，或随物而移意。交堕于大小、长短、修远之中，而莫之能脱。夫两者不可据，而舍是以他求，则愈迷。是以酌中外之安，以体微而用大者，以中裁外，外乃不淫，虚中受外，外乃不窒。治心治物者，虽欲不如是而奚可？”(《天运》)这是说，人们认识事物的时候，不能偏据心或物一端，否则就会陷于片面性，但又不能离开心物两端，否则就不能进行认识。正确的方法应是“酌中外之安”，“虚中受外”，“以中裁外”，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虚中受外”是认识的感性过程，“以中裁外”是理性过程。这是符合认识的辩证法原则的。
《庄子通》言简意赅，包含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王夫之对庄子哲学批判和改造的结果。
《庄子通》与作者另一著作《庄子解》为姊妹篇，不过后者偏重于注释，均收入《船山遗书》。1962年中华书局整理标点后，与《老子衍》合编刊行。

庄子通

哲学著作。明清之际王夫之撰。运用 《庄子》的思想资料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书中肯定了庄子“大小无定量”、大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但又强调，大小并非没有界限，大小的区别和转化依赖于一定的“情”或“势”，从而与《庄子》 中的相对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划清了界限。针对《庄子》抹煞客观物质存在，师法自己的主观臆想 (即 “师心”) 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王氏主张从客观事物出发，研究客观事物，“以物为师”，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针对《庄子》 中的不可知论，王氏指出，个人的认识能力虽然是有限的，但整个人类的认识能力却是无限的： “天下之心知无涯”，充分肯定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力。强调只要经过实际的 “陶铸”功夫，就能认识和改造世界。书中对《庄子》 “不谴是非”、“逃之空虚”等主张也进行了批判。收入《船山遗书》，1962年中华书局整理点校后，与《老子衍》合编刊行。岳麓书社新版《船山全书》编入第13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