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雷家骥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11月出版，约20万字。
该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形式，把《资治通鉴》提玄勾要的进行了梳理，作了故事性的改写工作。虽然字数大大地浓缩了，“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为读者提供了一部“非专业的认知”。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资治通鉴》主要编修者司马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生平及其志业，简要地叙述了《通鉴》编修的缘起、意义、结构与实际工作概况；下篇则是选择《通鉴》所述的内容，依照原书周、秦、汉、魏诸纪的次序，作了扼要的评述。每一专题自成一节，大体上就司马光的选择观点、叙述方式、评论意见等加以评介，每一个题目，基本上都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课题，这些问题大多在“臣光曰” 中有所评论。
该书的结语部分，是作者研究《通鉴》一书的主要观点。交代了上述诸部分不便讨论的事情，也将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了综合解释。
作者认为，身为“纯儒”的司马光具有“春秋精神的意识”是很自然的。说史家有两种极端，一是过分强调某些主义精神； 一是过分偏重客观历史的追求。“司马光能调和于两端”。在探讨司马光与刘恕在编修《通鉴》时的分歧原因时说，“司马光避开续经僭圣之嫌”，是《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的原因，《通鉴》正文、评论“均倾向客观”。
作者认为，《通鉴》与《史记》 比较，《通鉴》“实是一部不完整的通史，有‘缺尾’之憾”，这个责任应由司马光来负责，因为他怕写当代史。
《资治通鉴》的中心问题，作者说是其“根本即植于礼教名份”； “才德论是司马光知人论人的理论基础”，与上述“名份论构成司马光知人论世的两大根基”。
作者对《资治通鉴》的评价是，一部“上乘的好书”。
该书的最后部分是原典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