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罗克与中晚唐诗歌

“巴罗克”是英文barogue的音译，原指欧洲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建筑与装饰风格，以及17世纪的音乐风格。它用于文学批评虽然始于18世纪末，但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在文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六、七十年代，这一术语又开始被用来研究中国文学。刘若愚在《中国诗艺》(芝加哥，1962)一书中，将孟郊、韩愈和贾岛与英国玄学派诗人相比较，开了移用巴罗克的先河。第一次明确使用这一术语的，是澳大利亚学者傅乐山(J·D·Frodsham)。他的讲稿《中国文学新透视》(1968)，试图从韩孟诗里辨认出一个“背离中国诗歌主要传统”的“巴罗克诗派”。次年，刘若愚的专著《李商隐诗歌》(芝加哥，1969)再次提出巴罗克可用于中晚唐的主张。美国学者麦克劳德(Russell Mcleod)支持刘氏的看法，写有《中国巴罗克传统里的孟郊诗》和《巴罗克作为中国文学的分期概念》两篇文章。至香港学者黄德伟的长篇书评《对于中国巴罗克诗歌的界定》(1977)发表，这一讨论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他们研究的重点，一在作品的风格特点，二在诗歌史的分期；研究对象主要是中晚唐诗人，有时还远及杜甫和五代词人。
麦克劳德根据西方文学的研究，概括了巴罗克的思想与风格特点。他说，巴罗克具有“分裂的个性感，个人的内在矛盾感；一面追求感官乐趣一面追求非凡愿望的倾向；优柔寡断、不愿畅所欲言的态度；强化了的人类形象，即大于生活的描写；人为的自然世界；人生如梦幻之感，即其中出现的事物并非现实的一种景象；偏爱反衬和悖论的习惯；屡屡出现的近于无伦次、无节制的语调”。他还说，巴罗克风格常常涉及奇喻、迂曲语、矛盾修辞法、倒置修辞法、词语误用法、首语重复法等等。
海外学者认为中晚唐诗人(特别是孟郊、韩愈、李商隐)具有类似的巴罗克风格。刘若愚指出：李商隐诗歌的典型特点是“暖昧，……冲突而非宁静，色情与灵性间存在张力，为强化效果追求超凡出众甚至怪诞，有藻饰、精细的倾向”，“如果他是个西方诗人”，这些特点“就可能被称作‘巴罗克’”。黄德伟以《锦瑟》为例，对李诗的巴罗克风格作了更明确的说明。第一，诗里的时间并非是现象世界的模仿，而是一种结构因素。诗人从有限人生(“五十弦”也许指他过去的五十年)遁入想象，体验到无限时空里的神秘的超生(“蝴蝶”、“杜鹃”、“珠”、“烟”)、永恒的幻景和无休止的流动(“梦”、“春”、“沧海”、“兰田”)，引生了一场浩大无垠的悲伤。从另一层意义上说，诗人或明或暗地运用历史与神话典故，构成一种不明确的往昔；这往昔与首联里的现在、尾联里不定指的将来相结合，显示了该诗时间游移的结构。其中，由强烈的心绪唤起的持久的“感情”，透过理智的想象，变成了冥想的热情，因而依稀难辨，宛如蝴蝶之梦。第二，反衬运用得很有效。“沧海”、“兰田”两句把毫无逻辑关联的事物并置起来(如月光和日光、海和田、当时与过去的体验)，透露出诗人在心绪如麻的情况下寻求协调和谐——这是该诗的基本结构。第三，以《锦瑟》为代表的李诗，在形式方面进行了多种开拓，以便使诗句的铺展符合思绪的活动，即思想的发展。第四，《锦瑟》虽全然不用人称代词，但口吻复杂，似是“他”或“她”在同时或交替独白，叙说对爱情破裂的悔恨和悲哀，或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这构成了一种戏剧性场面，并使其中的对立因素暂时加以解决。其他如运用奇喻、双关语等也是该诗的巴罗克特点—麦克劳德认为，杜甫的《绝句》两首带有分析式矫饰主义的诗风（巴罗克风格的一种）。因为诗人在花香景明中发现“无所不在的时令的和谐与逻辑”时，用的是分析式句式——因有“迟日”才见“江山丽”，因吹“春风”才知“花鸟香”，因为“泥融”，燕子就匆忙来去衔泥垒巢，因为“沙暖”，鸳鸯才幸福地双双在此安睡……。而孟郊的《归信吟》写泪墨为书，书去魂随，用语夸张，设想怪诞，实幻交织，终成奇喻，这也反映了诗人的分析式矫饰主义风格。他还认为，韩、孟、贾等诗人喜欢“硬语”和奇喻，是杜甫诗风力求作“惊人之语”的进一步发展。黄德伟则认为，“孟郊主要代表矫饰主义风格——用字俭省，情感强烈，爱好沉思，多用悖论；韩愈主要代表鼎盛巴罗克风格——唱叹恣肆，用语夸张，爱好辩论。”
关于中国诗歌史上的巴罗克时期，学者们的意见不很一致。傅乐山认为，中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早在公元前4世纪即已开始，绵延而降，直到九世纪。接下来是以李商隐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运动”和以韩孟为旗帜的“巴罗克诗派”克劳德主张在现代之前的过渡时期，即可视为巴罗克时期。它“大致在8世纪中叶”“杜甫诗以崭新的风格面世开始”，“至9世纪中叶”“李商隐谢世”为止，约有一百来年。刘若愚持三阶段说：唐代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形成期(618—710)、成熟期(710—770)和矫饰期(约770—900)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以追求浮夸和怪诞的倾向为特征。黄德伟认为中晚唐应是巴罗克时期，这时的重要诗人如孟郊、韩愈、李商隐、李贺、杜牧、温庭筠等均具有巴罗克诗风。
学者们还认为，移植巴罗克概念用于中国诗歌研究的做法，可使文学史家得到启发，也是消除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隔离的一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