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赋比兴与象征

一、屈赋在艺术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多用比兴手法。司马迁引刘安语云：“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王逸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刘勰亦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游国恩《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以为，屈赋比兴表现为：以栽培香草比延揽人才、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以善鸟恶食比忠奸异类、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以女子身份比君臣关系。并认为这种比兴作风一面与古诗有关，一面又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有关。徐承焕认为，更主要的应从战国时代人们的文学观念上去探讨，从战国时代纵横策士的辞令特点上去探讨(《屈原赋比兴探源》，1984年辽宁省屈原研究会编《楚辞研究》)。二、屈赋比兴与象征并存。戴志钧提出，《离骚》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基本特征是，把“直陈”（赋）与“象征”（比兴）结合起来，构成政治生活意象体系（君臣）、婚姻爱情意象体系（男女）、神话传说意象体系（人神）三个层次(《论骚二集》)。赵逵夫认为，楚人文学作品中的“比兴”运用偏于象征，是有着悠久传统的，只有比喻与象征的结合运用、本体同喻体、象征体之间用一双关的词加以联系等方法，才是屈原的独创。(《藻辞谲喻，意蕴宏深》，1988年第三期《辽宁师大学报》)三、屈赋艺术形式上最主要的特点不是比兴而是象征。毛庆分析，屈赋象征特色表现为丰富(内容丰富、象征手法的大量使用、用作象征物的广泛)、多样(有直接式、间接式、集中式、分散式)，尤以间接式和分散式两种象征，构成屈原象征艺术手法独到之处。他还认为，屈骚的象征系统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动植物系统、事物系统与人物系统，整个象征系统的中心是彭咸，最高层次是屈原的自我形象(《屈骚艺术新研》)。张崇琛认为，屈原将《诗经》以来的比兴手法发展成为一种十分庞大而又层次复杂的象征系统。《离骚》象征系统的表层显现为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中层寄托为诗人的美学理想，深层蕴含为哲理意味(《简谈屈赋的象征艺术》，1989年第五期《社科纵横》)。陈贻炜认为，屈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卓越超群的象征主义艺术大师，其象征手法为：体系式与局部式、纯一式与错综式、虚幻式与实体式(《屈原研究论文集》，1987年《船山学报》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