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赋注

楚辞注本。十卷。清戴震撰。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做过小商贩，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时，被召为纂修官，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氏学识渊博，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文字学家。他治学严谨，尤长于文字训诂、典章名物的考据。此书亦着重于对楚辞字句的解释及名物的考辨，绝少空谈义理。如“恐皇舆之败绩”一句，前人多将“绩”释为“功绩”，戴震却有力地证明了“败绩”就是车覆的意思。引证《礼记·檀弓》“马惊败绩”和《左传》“败绩厌覆是惧”两条材料，比汪瑗的论证更进了一步。又释“天问”：“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骛为闳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诘之，皆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舒愤懑也。篇内解其近正，阙所不必知，虽旧书雅记，其事概不取也。”态度十分谨严。《屈原赋注》后附《楚辞通释》两卷，上卷疏证山川地理，下卷通释鸟兽鱼虫、草木花卉，凡有考证均援据充分，且多有新见。书后另有《楚辞音义》三卷，为戴震同学汪梧凤所作。汪梧凤字在湘，安徽歙县人。在建德周氏刻本《屈原赋注》中，《音义》之后有汪氏自记，称是书根据戴氏《屈原赋注》而作，体例模拟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现在的通行本删去汪氏自记，使读者误以《音义》也是戴震所作。此书音读详明，释义校勘皆有一定参考价值。《屈原赋注》较好的版本有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歙县汪氏刻本以及《湖北先正遗书》本。通行本有民国间世界书局印行的《楚辞五种》本。

屈原赋注

清戴震撰。作者《序》云：“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未能考识精核，且弥失其所以著书之指”，乃注之而“触事广类，俾与遗经雅记合致同趣”。该书在序文后，是正文七卷，对《离骚》、《九歌》、《九章》等分章作注。后附《通释》二卷、《音义》三卷。卢文弨评论该书“指博而辞约，义勤而理确”，实为允当之言。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大义贯文旨，同时又以训诂明大义。对每篇文章分别探求写作时间、地点、缘由，各章大旨甚至文章作法，从而使读者能明潦作品的涵义；同时又对字句进行训诂音义，且通过此申发章句、全篇旨意。把训诂章句与探求诗篇本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全书注中夹注，分章阐义，论证谨严，主张求实，而又广征杂取，时有创见。作为主重考据的一代大师，戴震的《屈原赋注》是典型的代表之作。

屈原赋注

楚辞研究专著。清代戴震著。12卷。其中赋注7卷，《音义》3卷，《通释》2卷。赋注据王逸《章句》收录屈作25篇，即自《离骚》至《渔父》7卷，为戴氏刻意精心之作。其注“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见卢文弨序），不务空谈，不事臆测，往往立一义而泰山不移。如注《离骚》“败绩”一词，旧解绩为功绩，而此书引《礼记·檀弓》“马惊败绩”及《春秋传》“败绩厌覆是惧”，证明“车覆曰败绩”。又谓“离骚”一语，“犹今人言牢骚”。其祛疑解惑，精辟独到，一新耳目。考释名物，亦其所长，于旧说亦时有拨正阐明之处。如《九歌·湘君》“薛荔柏兮蕙绸”，旧释“柏”为“搏壁”。近人多不知其为何物，戴氏谓“搏壁，以席搏著壁”，增成其义，涣然可解。《音义》3卷体例略同陆德明《经典释文》，“检古文旧籍，详加考核，兼考各本异同”（见汪跋）。或谓此为汪梧凤所为，实亦戴氏之作。《通释》专考屈原作品中山川地理、草木鸟兽、神怪灵鬼等名物，凡一百零三条，其精核详明，当在旧解之上。但此书于屈赋思想内容、艺术成就论述甚少，又谓《九歌》作于迁于江南时，皆就当时祀典赋之，而非祀神之歌。此为“《九歌》性质为抒情诗”说之张本。《屈原赋注》传世版本甚多，较精者有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汪氏不疏园刊本。

屈原赋注

诗文注。清戴震(1723—1777)撰，七卷。附《通释》二卷，《音义》三卷。戴氏有《戴震文集》已著录。此集所注楚辞，在字句、训诂、名物考释方面成就卓著，而于诗句之义理内容则很少涉及。是书特点还在于注疏简明扼要，详略得当，凡旧注已明者从略；而对旧注有所纠正者则精详。全书以大义贯全文，以训诂明大义，绝无空疏皮付，人云亦云、破碎逃难之说。同时代学者评其注“指博而辞约，义勤而理确”，大大超过明清诸家之学，于洪补、朱注之后，谨严笃实、博雅精约无过此书者。《通释》二卷，上卷疏证山川地理，下卷疏证草木虫鱼。考证名物，多有根据。《音义》三卷，注释音读详明，文字校勘精慎。总之，《屈原赋注》为乾嘉学派在楚辞研究中的代表著作，其整理古籍不事臆测、不尚空谈、体例严谨、言必有据的学风充分体现于这部书中。有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歙汪氏不疏圆刊本。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丛书》本。《万有文库》本。

屈原赋注

十二卷。清戴震(1723—1777)撰。戴震，字东原，休宁 （今安徽休宁）人。著名思想家、学者。乾隆三十八年(1773)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四十年(1775)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一生喜读书，学识广博，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深入研究，并精通古音、名物训诂，对经学、语言学均有重要贡献，卓然为一代朴学大师。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论》、《方言疏证》、《声韵考》、《屈原赋注》、《原善》、《原象》等。后人辑为《戴氏遗书》。戴震中年生活困窘，在困窘中撰成《屈原赋注》。“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段玉裁《戴东原年谱》)，可见其穷困之中完成著述的工作，精神感人。乾隆十七年 (1752) 书成，乾隆二十五年(1760)原书刻印问世。此书由三个部分组成，《赋注》七卷，《音义》三卷，《通释》二卷，计十二卷。卷首有卢文弨序，卢序后为戴自序，卷末有汪梧凤跋文。关于《音义》三卷的作者有异说。据《安徽丛书》本 《屈原赋注音义》后汪梧凤跋文云： “右据戴君注本为 《音义》三卷。自乾隆十七年 (1752)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常置案头，少有所疑，检古文旧籍详加研核，兼考各本异同，……次成 《音义》，体例略拟陆德明 《经典释文》也。”按汪氏所言 《音义》三卷为汪氏所撰。今通行本删去汪氏跋语。《音义》作者便难以考知。戴氏弟子段玉裁在 《戴东原年谱》 中说： “ （乾隆）十七年三十岁，是年注《屈原赋》成，歙汪君梧凤庚辰(1760)仲春跋云： ‘自乾隆壬申秋得《屈原赋》戴氏注读之……可证也……此书《音义》三卷亦先生所自为，假名汪君。’”《屈原赋注》只注释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以下楚辞作品不录注。自序称：“今取屈子书注之……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可知是依《汉书·艺文志》所确定的二十五篇屈原作品加以注释的。其目次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音义》依 《赋注》 目次注音。《通释》目次以《屈原故宅》（女媭庙）为首。包括山川、历史、地名、动植物名称等一百零三个条目加以解释。《屈原赋注》的最大特点是： “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卢文弨 《屈原赋注序》)。戴震是有名的朴学大师，善于通过对文学作品章句的训释、名物制度的考订来探求作品的微旨大义，不事臆测，不尚空谈，素以简明见长。如对《离骚》全诗能归纳成十个大段，对每段以简明语言概括段旨。如第四段(“悔相道之不察兮，”至“岂余心之可惩。”)归纳为：“设为退隐之思，言事君虽不得，而好修不变。”颇切文意。对词义的训释亦颇有新见。如对 《离骚》中 “夏康娱以自纵”。在明汪瑗拨正的解释基础上，能举诗中例子辨明 “康娱”为连文，纠正旧说将“夏康”解为 “夏太康”的误解。在《屈原赋注·九歌》解题中对每篇作品的背景，写作动机的简要申明，也是过去注释屈原作品所未有的作法。在朱熹《集注》认为《九章》“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的基础上，指出 《抽思》作于汉北。对《离骚》一词的含意一反汉人以来说法，提出 “牢骚”一声音转说，“《离骚》”犹今人言牢骚。此解未义尽是，但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启发。《音义》三卷，能标出古音读，稽考旧释，多有发明。此书的不足，往往就事论事，偏重故实烦琐考证，忽略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论述及艺术成就的阐发。将《河伯》解为屈原表自沉之意，亦属臆测。此书流传较广。版本有；清乾隆二十五年 (1760)歙汪氏《不疏园》刊本，北京、湖南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吉林省图书馆藏。光绪十七年 (1891) 《广雅书局丛书》本，浙江图书馆藏。

屈原赋注

楚辞注本。清戴震注解。是书对楚辞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考订创获甚巨，为乾嘉学派研究楚辞之代表作。其中《音义》3卷、《通释》2卷多博洽精审。卢文弨序此书云：“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实足当之。唯戴氏对楚辞神话缺乏正确理解，其注《离骚》云：“战国时言仙者，托之昆仑，故多不经之说，篇内寓言及之，不必深求也。”其自序云：“予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心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皆归于至纯。”正因为以“纯”视屈原，故将屈赋中的神话统归之于寓言，此为时代使然，至王国维才给楚辞神话以正确的理论说明。参见“屈子文学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