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自沉与《哀郢》关系

主要有三说：一、将《哀郢》与白起破郢、郢都沦陷相联系。汪瑗《楚辞集解》：“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已去终占之所居，遭谗妒之永废，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并推断屈原被放于顷襄王十三年，《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王夫之《楚辞通释》指出《哀郢》是“哀故都之捐弃”，认为《哀郢》内容是写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占楚都郢城、襄王东北保于陈城之事，并说《哀郢》作于此后九年，即在顷襄王三十年。郭沫若《屈原研究》看错了王夫之说，“《哀郢》一篇，应该从王船山说，是襄王二十一年楚为秦兵所败，郢都为白起所据，‘东北保于陈城’时做的。”其《屈原赋今译》附注又说，“此篇王船山以为所纪者乃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东北保于陈时事，极是。”综上，郭沫若认为王夫之的观点：1.《哀郢》所写内容是白起破郢、迁陈之事；2.《哀郢》作于白起破郢时。进而引申为：1.“屈原的死是在襄王二十一年”；2.屈原自沉原因是白起破郢，是殉国难。游国恩《屈原》亦认为屈原自沉是因为白起破郢、且在白起破郢时而殉国难。二、谭介甫在五十年代就提出《哀郢》与“白起破郢”绝无关系，屈原所哀乃“庄𫐆暴郢”。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亦申说屈原自沉与白起破郢没有联系。张叶芦《屈原见到郢都沦陷辨惑——兼辨屈原之放、之死》提出，屈原被放是在顷襄王元年(前298)或襄王二年(前297)；《哀郢》写襄王九年(前290)；郢都沦陷于襄王二十一年(278):屈原作《哀郢》时没有见到郢都沦陷，以后也没有见到；《哀郢》的内容与诗人的自杀、跟郢都沦陷都毫无关系(1979年第一期《浙江师院学报》)。三、熊任望《<哀郢>缘何而作》既批“弃郢迁陈”说，又驳“庄𫐆暴郢”说，而认为“东迁”应是诗人自己遭到迁逐(1981年第三期《河北大学学报》)。钱贵成亦有《<哀郢>非为“白起破郢”、“庄𫐆暴郢”而作》(1981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此外，聂石樵《楚辞新注》、《屈原论稿》、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均对《哀郢》因白起破郢而作、作于白起破郢时表示质疑。聂氏认为破郢时屈原不一定还活着，胡氏认为王夫之说窒碍难通。章培恒《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认为，王夫之仅云“哀故都之弃捐”，而未涉白起破郢，连白起名字都未点出；王夫之并没有认为《哀郢》作于破郢之二十一年，而是九年之后，这是郭沫若看错了王说(1981年第十期《学术月刊》)。在这方面又以潘啸龙的系列论文影响为著，先后作《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1981年第一期《江淮论坛》)、《屈原自沉汨罗的年代和原因》(1982年第五期《江汉论坛》)、《〈哀郢〉辩证》(1988年第二期《成都师专学报》)、《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1989年第三期《安徽师大学报》)，反复申述：1.屈原的沉江原本就与“白起破郢”毫无联系；2.《哀郢》非哀郢都之沦陷；3.所谓屈原“殉国难”之说，纯粹是某些治骚者附会《哀郢》而作的想象；4.澄清屈原沉江真相，丝毫无损于屈原爱国思想的光辉。尽管如此，王夫之说仍有很大影响，如黄渊源《论〈哀郢〉爱国主题》推崇王夫之说而发掘其爱国思想(1982年第一期《长春师院学报》)，曹大中《论〈哀郢〉》等文，重申王夫之、郭沫若“白起破郢”说，认为“殉国难”说可取而定为顷襄王二十二年(1987年第三期《社会科学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