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精神内涵

关于屈原精神，研究者较多侧重于爱国主义精神。郑在瀛认为，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坚定的民族立场。屈原爱国、殉国的行为，是他民族精神的光辉体现(《屈原研究论集》，1984年5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阳自润则庄严宣称，把屈原的爱国思想奉为屈子精神，并以为包括忠君、恤民、怀土三点内容(《屈子精神光照明》，《船山学报》1987年专号)。李德尧提出，屈原精神主要为人格精神，表现为身处逆境时深广的忧患意识，不媚时俗、独善其身的道德意识以及失意绝望时的殉道主义(《屈原精神评议之一》，1989年第二期《荆州师专学报》)。潘啸龙认为，屈原身上具有两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对于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祖国、民族的忠贞精神(《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1990年第四期《文学评论》)。葛景春认为，屈骚精神包括“哀怨”的忧患意识、“疾恶”的批判精神、追求“美政”的理想主义、“惊采绝艳”的浪漫精神、“自铸伟辞”的创造精神(《李白与屈骚精神》，1990年第二期《祁连学刊》)。星舟认为，屈原对君国的忠爱与控诉、对自我崇拜与否定，对孤独的逃避与承受、自我实现与归宿需求的矛盾冲突、绝望的追求与狂热的献祭——五个方面构成了屈原精神形象的不同侧面和层次，它们的相互渗透和冲突，酿就了屈原的大悲剧(《屈原精神形象结构分析》，1990年第三期《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周建忠认为，屈原追求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四项“全能”的完美结合，是其伟大、独特之处，亦为痛苦、悲剧之源。屈原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的选择与追求，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范，成为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在拓展和交叉中形成的楚辞学》，1990年8月23日《社会科学报》)。在1991年10月天津“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廖群提出，屈原精神包括三个层面：对自然、社会、人生广泛而执着的求知欲望和困惑、怀疑、探索的“天问”精神；为正义、真理和美而至死不渝、百折不挠的“殉道”精神；在同一切虚伪丑恶决不妥协、决然抗争的前提下追求自身至纯至洁至美的独立性人格。何根德认为，屈原精神包括：殉道精神、对邪恶谗佞的批判精神、上下求索精神。郭维森认为，屈原精神包括：理想精神、奉献精神、求索精神、斗争精神。胡学常提出，屈骚精神包括：人生理想、价值取向、奋斗精神、自杀行为(以上均见周建忠《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鸟瞰——兼述天津“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1992年第一期《天津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