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批判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对蒋介石集团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批判。由蒋介石、陈立夫出面炮制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错误的哲学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1933年2月，陈立夫在《进步月刊》上发表了《唯生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1933年9月，他又以《唯生论》为题发表演说。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兜售其“力行哲学”。陈立夫1944年又发表了《生之原理》，继承贩卖其唯生论理论。蒋介石集团就是以唯生论和力行哲学作为其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治纲领的哲学基础。周恩来及艾思奇、胡绳等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进行批判。对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一）批判其本体论上的唯心论。陈立夫鼓吹的唯生论其表现形式是二元论，但实质是唯心论。唯生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精神物质二者配合起来的，宇宙没有一个绝对不附丽物质的精神，也没有一个绝无精神的物质。唯生论从中国唯心主义哲学中借来一种精神的原理“诚”作为世界的创造者，暴露了其唯心主义实质。同时，陈立夫也反对唯物论，认为唯物论之论日见嚣张。艾思奇揭露了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他指出：“唯生论主张宇宙的本体是心与物的综合，就这一点说，是二元论的表现”，又指出，唯生论在本质上都完全是唯心论的，力行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和唯心论一样的，它的表现是二元论的，并且是常要曲解唯物论来反对唯物论的。”艾思奇还指出，唯生论和宗教是相通的。（二）批判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在认识论上，蒋介石以唯生论的本体论为基础，发展成“力行哲学”。其唯心的认识论集中反映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认为，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行”只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力行”就是革命，其“力行”与革命的实践是不相同的。他认为，行的原动力是“诚”。周恩来对此进行了揭露。他说：“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强调心的作用。”他提倡力行哲学，中心是要人民于不知不识之中，盲目地服从他。（三）批判在历史观上的历史唯心论的观点。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在历史观即唯心史观，所谓的民生史观。蒋介石集团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宣扬社会进化的动力是人类求生存的意志和努力。他批判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既非仅为物质，也非仅为精神，惟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和历史的真正意义。他最终供认“人类求生存的意志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时蒋介石的民生史观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大力提倡封建的道德观念，以维护其统治。周恩来批判说，“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道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四）批判唯生论和力行哲学是对孙中山学说的反动。蒋介石、陈立夫等宣扬唯生论和力行哲学以及民生史观给人以他们的唯心论哲学仿佛是继承孙中山学说的假象。当时的批判者及时揭穿了这一骗局。艾思奇指出，唯生论与孙中山的宇宙观并不相同。孙中山承认经济生活的改变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也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之一，而唯生论者“民生史观”中，人类的意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动力。本体论上，唯生论为地地道道的唯心论，而孙中山从未把任何精神的原理作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基本上承认物质世界的自然存在和自然进化过程，具有唯物论倾向。在知行关系上，孙中山重视科学知识，提出“知难行易”，而唯生论则相反，对“神的境地”进行论证。在对于中国传统的旧道德问题上，孙中山常把民主的、民族的新内容充实进去，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则把《大学》、《中庸》奉为经典。
抗日战争时期，对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批判，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