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1959年6月，吴晗根据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的指示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后于1961年编写了京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剧中的海瑞是“借古讽今”，海瑞“平冤狱”就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阶级敌人“翻案”，诬称此剧是“大毒草”。1966年起，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序幕，吴晗由此而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为先导而开展的在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这直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号召学习海瑞直谏的勇气，敢于提出不同意见。6月，《人民日报》发表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吴晗还准备写一出关于海瑞的戏。同时各地出现了一批宣传海瑞的戏，如湖南的《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上海的《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也于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演出。吴晗(1909—1969)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侧重研究明史，某些独到见解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重视。抗日时期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加入民盟，任该盟云南省青年部长。抗战胜利前后参加民主运动。1946年5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教授，北平市民盟主要负责人。1948年秋奔赴解放区。1949年春受中共中央委托，接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从1949年11月起，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2月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任。1960年领导成立北京市历史学会，任会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59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会全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会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1962年开始，党内围绕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对造成经济困难的程度和原因，在看法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江青看了《海瑞罢官》的演出后，多次对毛泽东谈戏有问题，要批判。1964年，康生也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关。这样，毛泽东终被“说服”了。于是，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策划好，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党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晓。
姚文元在文章中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退田”、“平冤狱”的情节，同60年代初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形式的反映，是一株大毒草。文章写好后，先在《文汇报》上发表，而北京各报刊并未立即转载。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此表不满，并由此错误地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继而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与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把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落到了实处，使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浓烈的政治色彩。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了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以致政界，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点名批判吴晗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这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吴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于2月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文章。3月30日后，迅速发展到对《二月提纲》、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到“炮打司令部”，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