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史及其研究

家庭是个历史范畴。家庭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并受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人类历史上，男女两性关系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状态”，这就是杂乱性交关系。这种原始状态的“杂婚”，在我国古籍中也有记载。《吕氏春秋》中写道，“昔太古……其民聚生群居，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列子·汤问》篇中有“男女杂游，不媒不娉”之说。这种“原始状态”的存在是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相适应的。刚刚从动物界脱胎出来的人类只能是群居。因为那时的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极差，在自然界中处于极为软弱的地位。在这种状况下，人类要同自然灾害和毒蛇野兽作斗争而得以生存下来，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能力之不足。与这种群居和共产制生活相适应，必然在两性关系上出现杂乱性交关系，假如人类开始就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必然削弱群体的力量，人类就不能脱离动物状态，甚至作为一个物种也难以延续下来。根据摩尔根的考察发现和恩格斯的研究，揭示出家庭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主要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自然选择的作用，人类从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血缘家庭是家庭发展的第一种形式，也是群婚制的低级阶段。它产生于蒙昧阶段的后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以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由于依年龄的分工(如成年人狩猎与采集、老年人修理工具和看管儿童等)。年龄相近的人们一起活动，而年龄不同的人们逐渐分开。他们的性交关系也逐渐形成不同的范围，由不自觉而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使人们由杂乱性交状态过渡到了按辈数来划分婚姻范围，排除父母同子女性交关系为主要特征的血缘家庭。所以，这是人类婚姻关系史上的第一个进步。此后，渐次发展出群婚的第二种形式，也是人类婚姻史上第二个进步，即排除兄弟姐妹之间性交关系的普那路亚家庭，继而形成从群婚向个体婚过渡的对偶婚；父系家庭公社夫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家庭的出现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但对家庭发展上的科学研究则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最早是瑞士原始社会史学家、人类学家、法学家巴霍芬(1815年—1887年)根据对宗教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的研究，于1861年发表了《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妇女统治的研究》一书。其中提出了四个有科学价值的论点，第一，人类最初时期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杂乱性交关系。即他称为“杂婚”。第二，由于性交毫无限制，所以，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第三，妇女是社会生活的主宰，享有崇高威望。他们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是原始时代“女性统治”的真实基础。第四，他发现了由群婚向个体婚制过渡的婚姻形态。恩格斯称巴霍芬这些论点“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在巴霍芬之后，对家庭史研究有一定贡献的是英国法学家、历史学家、英国原始家庭史研究创始人约·佛·麦克伦南，他的主要论点：第一，他指出了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第二，他认定母权制是人类最初的制度，母权制早于父权制。他的研究虽然有些虚构，但这两个论点是应予肯定的。对婚姻家庭史研究贡献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杰出的民族学家、人类史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年—1881年)，他通过对美洲印第安人及世界上许多民族婚姻及亲属制度的调查发现，印第安人亲属制度同婚姻家庭形式的矛盾，从而追溯出同亲属制相适应的婚姻家庭形式，第一次描绘出家庭发展史的线索。摩尔根的主要贡献：第一，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许多部落，并以略加改变的形式流行于亚洲和澳洲的许多部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具有普遍的意义。第二，在夏威夷群岛上找到了与美洲印第安人亲属制度相适应的家庭形式。第三，在这些群岛上发现一种比印第安人亲属制度所适应的家庭形式更古老的婚姻家庭形式（血缘家庭）。第四，证明了氏族内禁止通婚即“族外婚”而部落内各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即“族内婚”不是对立的。第五，通过对印第安人的研究，重新发现了母权氏族是父权制氏族的以前阶段，揭示了氏族制度同家庭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摩尔根的这些成就，不仅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对婚姻家庭史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对婚姻家庭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大量有关婚姻家庭史的实际材料，揭示了婚姻家庭的本质和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