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与《桃花扇》Kongshangren yu taohuashan

孔尚任(1648—1718)，清代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青年时期用心举业，留意礼乐，考订古代乐律，曾在孔庙主持过“释菜”大典。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圣祖玄烨南巡，返经曲阜，孔尚任被荐讲授《太学》，深得康熙赏识，不拘定例，破格录用。次年春，入京就任国子监博士。在《出山异数记》中，他记述了此次“殊荣”。康熙二十五年(1686)，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赴扬州、淮安一带疏浚黄河海口。三年南下旅居生活，使他对社会现实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在扬州，他结识了冒襄、黄云、宗元鼎、邓汉仪等明末遗老，曾登梅花岭凭吊史可法的衣冠冢；在南京，在拜谒了明故宫、明孝陵，并去栖霞山白云庵会见明时锦衣卫的道士张微。这一切加深了他对南明兴亡的历史思索，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康熙三十三年(1694)同友人顾彩合撰《小忽雷》传奇，康熙三十八年(1699)历经十余年、三易其稿的代表作《桃花扇》问世。康熙三十九年(1700)孔尚任升户部员外郎，不久罢官回乡。在老家隐居期间著有《岸堂集》、《平阳府志》、《莱州府志》、与刘廷玑合著《长留集》。此外还有《湖海集》、《鳣堂集》、《岸堂文集》、《绰约词》等。《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阐明了其创作意图：“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剧本以大量篇幅描绘了南明王朝的腐败：弘光帝不思北伐，用人贤愚，一任马阮弄权，每日选色征歌，陶醉在偏安中；马士英、阮大铖勾结阉党余孽，于大敌当前之际买妾选优；江北四镇同室操戈，“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鲜明地揭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原因。同时，剧本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忠臣史可法，在《誓师》、《沉江》等出中，再现了这位爱国英雄为国捐躯的悲壮场面，李香君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她虽身为秦淮歌妓，却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却奁》、《骂筵》表现了她忠于爱情，蔑视阉党的品格与胆识。是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新的文学形象。侯方域的活动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政治面目。作为复社领袖之一，他继承东林事业，在反对阉党斗争中表现了其进步的一面。然而在国家处于风雨漂摇之际，他感到“大事已不可问”，文人空争邪正，无补时艰，于是便沉湎于“妙龄绝色，平康第一”的追求中。剧本的结尾处，张道士指点迷误：“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以兴亡之恨批判了儿女之情，《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体现在塑造了众多情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艺人歌妓，错落有序，各分至次。有褒有贬，点染成趣。人物的多面性在复杂纷纭的社会关系中得到充分展示。《桃花扇》的结构体现出作者高超的概括力，侯、李爱情是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左良玉，表现前方战事；李香君一线牵动弘光帝、马阮朝臣，表现后方淫逸。作者设置桃花扇这一道具，绾合全剧的许多重要情节，赋与它不平凡的意义，象征着侯李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的兴亡。在曲词和宾白的运用上，作者主张“宁不逼俗，不肯伤雅”，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典雅有余，当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