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碑

 《好太王碑》详称《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陵碑》,高6.39米，由整块巨型角砾凝灰岩刻成，为不规则方形柱状体，头足稍宽，腰部稍窄。碑底以花岗岩巨石为座。碑之四面均凿有天地栏，行间亦刻有竖线界栏，四面总计原刻1775字，已脱落无法辨识者141字，字之大小一般在14至15厘米见方，隶书。碑立于东晋义熙十年，即高句丽王朝长寿王二年(414 ),为长寿王纪念其父好太王功绩和铭记守墓烟户而立于好太王陵东侧的墓碑。至清光绪初年，为金石学家发现，今存吉林集安太王乡。

 由于此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独特的书法风格，故自发现以来，即受到学者和书家的高度重视。早期的拓本大多是双勾加墨本，这是因石面粗糙，先用纸贴在碑面上轻捶，然后把字之轮廓勾描下来，纸揭下后再在空隙和无字处涂墨，形似拓本而实非拓本。由于文字剥蚀，描摹者以意为之，致使文字讹误和笔画失真。另外，约在1903年至1937年左右，拓碑者又在碑上以石灰将残字补全，使模糊的字捶拓后变得清晰，而这种补改的字大部分是错的。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有一种以高丽纸或毛头纸淡墨轻拓的拓本，比较真实地反映原碑面目。(详见王健群著《好太王碑研究》)
 碑因远在吉林边境，金石家和书法家难以亲见原碑，双勾本、拓本又大多不清晰或有错讹，故前人的研究和评论多有不当处。荣禧在《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谰言》中评碑字“篆隶相羼， 兼多省文， 古朴可喜， 极似魏碑，而书法过之，洵足珍矣。”又云： “考其时代，参其字迹，如邹字作𨜈，开字作用等类， 楷法甫有二三，篆隶仍存六七，正与晋世化隶为楷，将变未变之顷，如出一辙。证以时尚六朝魏碑等帖，若合符节，深于篆隶六朝文字者，按碑而核，当不河汉斯言。”顾燮光《梦碧簃石言》云：“按此碑字大如盌，方严厚整，在隶楷之间。”碑之书体应是隶书，说它有篆书的成分，其实只能讲其用笔为篆法，而并无篆体结构，这是因石质粗糙，字皆用刀中锋凿刻而成，笔画平直，不作波磔钩挑之状，好像篆书粗细如一之用笔。此碑刻成，晚王羲之写《兰亭序》之永和九年有61年，江左早已使用趋于成熟的楷书和二王新体行书了。高句丽虽是高度汉化之邦，但毕竟远离中土，使用的书体应是保守的。其隶书不象一般晋代碑志上的隶书那样刻意追求波磔，描头画角，点画程式化，如墼模中物，而是自然古朴，不假造作，几无布置等当之意。因此碑上的字並非有意用前朝的字体——隶书来显示其庄严，而只是将当时通行的书体规整地书刻，反而如山肴野蔌，别具风味。
 碑字的结体方阔稳重，笔画横平竖直，似乎每个字周围都有一个无形的方边框，点画充满着“边框”,而又尽量不越出“边框”,部首偏旁有些安排得越出常规，或者写得不成比例，如“扫”字、“带”字的“巾”,“资”字、“贯”字的“贝”,“城字的“土”,“就”字的“京”,“看”字的“目”等等，触目皆是，粗看很不顺眼，细细品味，每一字都有“安如山固如岳”的气概。另外，碑上有的字为了简省笔画，偏旁部首用的是草书隶定的写法，如所有的“” 旁均作“辶”或“乚”, 将“开”字写作“”、 “氐”字写作“弖”等。但为了使字形方正，笔画不取草书飞动曲绕状，而一律作方直形。这种写法虽在汉代铜器铭文中已偶尔见到，但在此碑中用得更为普遍，所以更显得简质朴实，以致前人常将这些字视作奇字。
 《好太王碑》古朴而有拙趣的书刻特色，与传世的两晋碑志那种方削刻板的隶书风格大相径庭，却与汉代碑刻的气息相通，因而有的书法家误以为三国初期时物(如郑文焯)。临池者学汉隶，如能参考此碑，往往也能得到许多启发。

好太王碑

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境好太王的陵碑，简称好太王碑。它位于吉林集安市东4公里太王乡大碑街。好太王名安，亦作谈德。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即位，安帝义熙八年(412)死，在位二十二年。好太王统治的二十二年是高句丽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空前发展时期。为了扩大统治区域，他不断征伐百济、扶余、裨丽，多次击败倭寇，死后被谥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其子长寿王为纪念他父王的功绩，铭记守墓佃户，于义熙十年(414)在好太王陵东的山坡上建立了巨大的好太王碑。好太王碑是由一整块天然的角粒凝灰岩石柱稍加修琢而成，略呈方柱形。四面环刻文字，字体端正，在隶楷之间，颇具章法，行间竖刻界格，布局严谨。解放后历经多次调查和捶拓考察，得知好太王碑高为6.39米，幅宽不等，底部宽1.34—1.97米，顶宽1.00—1.60米。第三面最宽处可达2米。碑文四面环刻，每面文字横竖成行，呈规则的长方形，行间距12.5—13.8厘米，每行最末一字距碑基0.25米。第一面碑文11行，每行41字，第6行下部原文空缺2字，此面共计有449字。第二面，碑文10行，余皆每行41字，此面有文字为387字。第三面，碑文14行，每行41字，碑文为574字。第四面，碑文9行，第1行起首处碑石自然缺损空过4字距离始刻，余皆每行41字，此面碑文原为365字。通计四面碑文共44行，原文1775字左右。除去裂隙，剥落损失者，目前可辨读者1590字左右。这是至目前为止发现高句丽时代极为重要的碑刻，碑体之大，文字之多，记载史料之丰富，都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好太王碑

全称“高句丽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高句丽长寿王为其父琰德所立。高693厘米。发现于清光绪初年。现仍在吉林省集安县太王乡。碑是由一整块天然的角砾凝灰岩修琢而成的，四面刻汉字，计1775字，字体介于隶楷之间。碑文概括地记述了高句丽王朝自建立到好太王时期前后长达450多年的历史，内容可分三段：第一段叙述高句丽始祖邹牟（朱蒙）的神话传说和建国经过，及好太王的治绩、享年、葬期和立碑等事；第二段记录了好太王南征北战广开土境的功业；第三段记叙了太王陵守墓人烟户的来源、宗教和有关制度。此外，碑文中还有关于当时的中国、朝鲜、日本交涉史的记述。此碑为研究高句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基本史料，既填补了史籍的空白，又是别有韵致的书法艺术珍品。碑发现后不久，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几次形成好太王碑的研究热。清末的吴大澂、陆心源、近代的郑文焯、罗振玉、刘承干等均有关于此碑的著述。

好太王碑

位于集安市城东4公里太王乡大碑村，矗立在禹山脚下，好太王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名安，391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即位。412年（安帝义熙八年）死，在位二十二年。好太王统治的二十二年，是高句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空前发展的时期。为了扩大统治区域，不断征伐百济、扶余、碑丽，多次击败倭寇，死后被谥为“国冈上广开上境平安好太王”。其子长寿王为纪念他父亲的功绩，铭记守墓烟户，414年（义熙十年）在好太王陵东的山坡上建立起这座巨大的好太王碑。它经历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风风雨雨，至今已矗立了1590年。
好太王碑原先是由一整块天然的角砾凝灰岩石柱稍加修琢而成，略呈方柱形。四面环列汉字碑文1770余字，虽然经过1580余年的风雨剥蚀、火焚除苔，至今，仍有1600字可以识读。碑文镌刻方正，笔画工整，字体端庄，颇具章法。行间竖刻界格，布局严谨。此碑在1500多年前镌刻成，其内容记述高句丽始祖邹牟开国、十九代好太王东征西讨、富国强兵的政绩以及守墓烟户来源与制度。其所记内容真实可信，是研究汉魏之际中国东北高句丽国家形成和发展历史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是中华民族碑刻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这座著名的古碑以其高大雄伟，自然古朴的造型；方严凝重的碑文，以及经历千年风雨的传奇身世，吸引着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和游人。

好太王碑

又称永乐太王碑、“广开土王碑”。位于太王乡大碑街。晋义熙十年(414)，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第十九代王而建。西南距太王陵200米。好太王名安，《三国史记》作谈德，391年即位，号永乐太王，412年故世，谥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故此碑称好太王碑。由一整块天然凝灰角砾岩稍加修琢而成。原久堙不见，清光绪三年(1877)始重新发现。高6.39米(比唐高宗“述圣纪碑”、武则天“无字碑”高0.39米)，面幅不等，最宽处1.85米。碑文四面环刻，共44行，1775字，其中141字漫漶莫辨。汉字隶书，字体大致14厘米见方，书法朴茂端严。碑文记述高句丽建国的神话传说，好太王行状；载录好太王征高丽、伐百济、救新罗、败倭寇、征东夫余过程中攻城掠地、掳得生口等史实；刻记守墓之“烟户”数目、来源，以及不得转卖守墓人的法令，对研究高句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好太王碑

高句丽碑刻。《高句丽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的简称。位于吉林省集安县集安镇东4公里，太王陵东500米处。方柱形，高6.39米，面幅1.4—1.85米。四面环刻碑文，汉字隶书，阴刻。共44行，每行25—41字，总计1775字。碑文可分3段，记载了高句丽始祖邹牟（朱蒙）的神话传说和建国经过；好太王政绩、享年、葬期、立碑等；好太王广开土境的功业和太王陵守墓人烟户的来源、家数等有关制度。是高句丽的基本史料。

好太王碑

高句骊第十九世王(392—413年在位)墓碑名。王名谈德(《梁书》、《北史》作“安”)，谥号全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亦简称“广开土王”。“太”，一作“大”。立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清光绪六年(1880)发现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东10里。为一四面长方形巨石，高2丈余(新测为6米多)，宽4尺5寸至6尺不等(一作广8尺2寸5分)。四面皆刻字，第一、二面各11行，第三面13行，第四面9行，每行41字。碑文简述高句骊始祖朱蒙（邹牟）的传说等，重点介绍好大王一生功绩。《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附录全文，王健群著有《好大王碑研究》一书。此碑不仅对高句骊史，而且对夫余、挹娄（肃慎）、百济、新罗乃至日本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好太王碑

又名 〈廣開土王碑〉。東晉·義熙十年(414)立碑。四面刻。楷書(或視為隸書，實在隸楷間)四十四行，行四十一字。此係高句麗好太王（廣開土王）之陵碑，刻于好太王薨後三年。碑文自高句麗開國叙頌好太王之偉業，且録其守墓烟户，文中記助新羅與日本開戰端之事，誠為考究公元四世紀後半期至五世紀前半期日本與朝鮮關係之重要史料。清光緒六年 (1880) 出土吉林省輯安縣 （即今集安縣），現仍在此地。該縣屬高句麗遷都平壤前之王城所在。此碑宏偉，高達六米二。碑文字大，書風古樸，多含篆書遺意。雅致可賞。明治十七年(1884) 日本陸軍為侵略需要，用石灰涂抹碑面，將原文歪曲發表，遂成近來史學界一大争議問題。尚有好事者拓取時對碑字略作修補，使之大失真趣。（見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