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与正

古代诗学概念。语出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四观奇正。”奇正之说先秦即已有之，《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膑兵法》下编有《奇正篇》，以非常为奇，以平直为正。刘勰加以引申，用来批评文学现象。他在《知音》篇中，把“观奇正”列为如何评价作品优劣的“六观”之一。所谓“正”，就是雅正。刘勰认为正既包括作品思想内容的规定性，也包括文学形式和艺术风格方面的要求。思想内容上要求符合儒家的思想规范，政治上能够对统治者发挥讽谏作用；文学形式上要求遵循各体文章的写作规范。所谓“奇”，则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方面。《文心雕龙·辨骚》篇云：“酌奇而不失其真。”“真”，唐写本作“贞”，贞者，正也。不论艺术想象如何的“奇”，思想还应符合雅正规范。刘勰把文学中的“奇”基本上也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作为正的配合和补充，为肯定意义的奇；另一类作为正的对立面和危害因素，为否定意义的奇。肯定意义的奇指对传统的发展和创新，如称赞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辨骚》)；谓“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诸子》)。在这个意义上谈奇正的关系，刘勰认为要奇正结合，互相补充，以正为主。而否定意义的奇与“邪”、“诡”、“怪”、“异”等概念相通，是“反正为奇”(《定势》)。其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就是偏离儒家正道，内容荒诞不可信。在形式上还指淫滥奇诡和破坏遣词造句规范的不良文风。在这个意义上刘勰主张“弃奇”(《练字》)。刘勰关于奇与正的认识，颇富辩证因素，对文学发展的通变现象进行了理论总结，具有规律性的指导意义，后世批评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唐代皇甫湜说：“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答李生第二书》)指出奇即是新，正则为常，执正驭奇，变新而不失其正。这正是刘勰以正为主，奇正结合的主张的继续。清代谢榛论诗曰：“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譬诸诗：发言平易而循乎绳墨，法之正也；发言隽伟而不拘乎绳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执泥，隽伟而不险怪，此奇正参伍之法也。”(《四溟诗话》)在奇与正的辩证关系上，将刘勰之论进一步发展，遵“正”而不“执泥”；尚“奇”而不“险怪”。这些看法对诗歌的创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奇与正

 沙孟海云： “旧论明贤书，重仲温而薄玄宰，为其平易近人，而少奇气。此一时之见尔。笔阵奇正，各有所当。仲温、履吉奇多於正，徵仲、玄宰正多於奇，希哲奇正参半，及其制胜一也。”( 《沙孟海论书丛稿》)所论甚为周审，正因为深揣夫奇正之道，故能一反旧论，于明代书学作如是说。而奇与正，是又一书艺辩证法则，历来书法家都相当重视对这一法则的理解和掌握。
 正，指书法的端严沉实，朴质有致，如项穆言，“所谓正者，偃仰顿挫，揭按照应，筋骨威仪，确有节制是也”(《书法雅言》)。奇，指书法的巧妙妍丽，起伏多变，如项穆言，“所谓奇者，参差起复，腾凌射空，风情姿态，巧妙多端也”。书法家往往由正入奇，由奇反正，经历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唐代孙过庭在其 《书谱》中说过：“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当然最后的 “平正”与开始之 “平正”是不同的，开始的 “平正”是 “结构死法”,而终之平正，乃 “融合变通而出者也”,是高层次上的经过奇丽而复归后的平正。但是就各位书家来说，又有不同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明代仲温(宋克)其人，少年任侠，壮年欲树功业，谢客学兵，及后阖门辟室，游于书艺自娱，日费千纸，遂以书名天下。宋仲温把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形成“体法一变，脱尽元人风气”的创新，使宋氏之书奇趣横溢。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及由此养成的审美情趣相关联着。然而宋氏之书亦有正，他善小楷，楷书源出魏晋，克肖前贤，笔精墨妙；而他杜门染翰，日费千纸苦练笔墨，也正是说明由正而入奇，从正中求奇，最后才是形成奇多于正的书风。履吉(王宠)其书沉着雄伟，多力丰筋，得气得势，如春云出岫，夭矫变化，然而王氏书又“表里莹润，骨肉和畅、有法有致”(《墨林快事》)。这也是奇中含正、奇多于正的例子。而徵仲 (文徵明)、玄宰(董其昌)可谓正多于奇者，如观徵仲之书则有穆穆然君子之风，然亦见其书，特别是行草中运笔翻折老到，时现侧势，力强骋能，这是他的 “奇”处。董其昌书亦在正中显示奇，正如他批评王著辈绝不识晋、唐人笔意，专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 《画禅室随笔》)。明代又一大家希哲(祝允明),沙孟海称为“奇正参半”,可谓真赏者言。祝氏性格豪放，他的狂草的变化出入，烂漫纵逸，即是他的个性的外射。然而他的草法“无笔不入规矩”,又显示了他的深湛的书艺学养与审美情趣。于是，在此及此石传之，是书艺之厄运。两极之中端，奇正参半者也。若明笔阵奇正各有所当，又或奇多于正，或正多于奇，或奇正参半，而制胜是一致的，则奇正之法晓矣。
 明代项穆尤其重视书法中“奇与正”的关系，在其书论 《书法雅言》中专设一节 “正奇”详剖之。 他说： “书法要旨，有正有奇。”“奇即连于正之内，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无奇，虽庄严沉实，恒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虽雄爽飞妍，多谪厉而乏雅。”他看到正与奇是辩证统一的，若“正奇既为二，书法自醇入漓矣”。项氏还指出了由正入奇的正确途径：世之厌常以喜新者，每舍正而慕奇，岂知奇不必求，久之自至者哉，假使雅好之士，留神翰墨，穷搜博究，月习岁勤，分布条理，谙练于胸襟，运用抑扬，精熟于心手，便能妙逸忘情，奇巧多端，何事求奇于意外之笔？
 欹与正，是指书法中欹侧与平正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是“奇与正”辩证法则中的一个方面。姜白石曾批评过当时一种论调，认为真书以平正为善。白石说，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两家之书， 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 《续书谱》)确实，书法家认为所谓 “横平竖直”者，平必如水之平，虽斜亦平，直不必如绳之直，虽曲亦直。以结体言之， 如 《孟鼎》、《毛公鼎》等， 势多倾左， 而 《散氏盘》倾右，此朝诸刻，倾左者如龙门造像，张猛龙、贾使君、刁遵、崔敬邕等，然而虽或倾左、倾右，但观者仍感其正， 以得重心为要。 以章法言之， 唐太宗称王羲之书“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或作“似欹反正”),便是在转左侧右、似欹反正中，奇宕潇洒，时出新致。这是中国书法中的高超技艺。李瑞清在《匡喆刻经颂九跋》中说过：“字似欹而实正，此唐太宗赞右军书也，其实亦从商周钟鼎中来。此秘惟《鹤铭》、《龙颜》、《郑道昭》、《张黑女》及此石传之，其要在得书之重心点也。”清刘熙载在《艺概》中也曾说过： “书宜平正，不宜欹侧。古人或偏以欹侧胜者，暗中必有拨转机关者也。《画诀》有 ‘树木正，山石侧； 山不正，树木侧’,岂可执一石一木论之。”这种“拨转机关”正是一种辩证法处理，以得其重心为关键。真正的书艺讲究欹正之道、奇正之道，而后世尚平正，迄清代之殿体书而至极，此是书艺之厄运。
 故云：正从规矩中出，奇从正中来，深谨之至，奇荡而生； 正而不奇，失雄爽飞妍，奇而不正，失庄严沉实；以正为奇，无奇不法，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正奇两端，实惟一局，制胜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