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

 又名《举贤良对策》。政治、哲学著作。一卷。汉董仲舒撰。约成书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撰者事迹参见“《春秋繁露》”条)。
 汉元光元年，汉武帝让全国各地推举贤良文学之士一百余人，探讨治理国家之大事，董仲舒也是被推举人之一。汉武帝对董仲舒一连提出了三个问题，即三次策问。基本内容为天人关系问题。董仲舒根据自己的“大道”之理论，结合当时的国情，谨慎地向汉武帝献策三篇，后人称之为《举贤良对策》或称为《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一书，是按问答的形式编排的，由汉武帝首先提出问题，说明自己的想法和担忧之处。然后董仲舒由理论到现实地讲明自己的见解，说服汉武帝采用自己的治国之道。
 汉武帝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历代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改革制度，二是创作乐章。而近几百年来的历届君主都是效法前人而行事的，却没有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好转。由舜到纣，大道反而一天天变坏。许多参政人士都没能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天命注定的吗？董仲舒回答说，天下是否安定在于君主自己，并不是天意不可挽回。国家不得治是由于君主的所做所为非常荒谬，是他把先王的治国之道全都丢光了。还说，君主若淫荡安逸，道德败坏，不严肃地、全身心地治理国家，那就会众叛亲离。君主对百姓的教育应以德教为主，不要轻易使用刑罚。秦王朝却不是这样。秦始皇不讲道德，不让人看书学礼，不继承先王的治国之道，而是想用自己的胡做非为来管理国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秦王那样以乱治乱的君主。董仲舒还说，一个国家在发生变异前是有先兆的，“天”会发出信号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不知，“天”就会发出第二次警告。若君主还不改邪归正，那么就会有灾难降临了。
 汉武帝策问之二为：同是治理国家，为什么有的君主忙忙碌碌，有的君主游手好闲，有的施以仁政，有的重于刑罚。我自己尽力想以身作则，影响农民去耕作，救济孤独之人，尽力去施以仁德，为什么效果却不显著呢？董仲舒回答说，先王治理国家，凡是有成效的，不论他是忙碌的，还是闲散的，都必须任用贤人，驱逐奸党。现在有许多官员不是用君主的仁德的恩惠去教育人民，而是对百姓任意迫害，为了自己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什么缺德的事都干。这非常不符合皇帝的意愿。他们使人民不能安定地生活，他们只为钱财而活着，绝对不是贤德之人。董仲舒还指出，任用官吏，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不能看他的“工龄”之长短及原位之高低。进而鼓励武帝办学堂，办教育，并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中间选拔“干部”。他认为，君主若不办教育，虽然自己早起晚睡地起“带头作用”,还是达不到治理好国家的愿望。
 汉武帝又说：你们做大夫的写文章总是以天比人，以古论今，理论上写了那么多的原则和方法，但实施起来并不很具体，你能更详细、更具体地讲述一下吗？董仲舒就这个问题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一、春、夏、秋、冬为天之本，喜、乐、威、怒为处世之道，何时该喜，何时该怒，君主不能乱用。二、君主应多做善事、积累功德。三、继承先朝君主在治国方面的合理部分。四、以“天道”比“人道”讲明官吏的“廉政”的重要性。他说，“天”对动物给予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给了上牙的，就不能再给角，给了翅膀的，就不能给四支足。古代的人类也是这样，有官职、给奉禄者就不能再去经商。这也是“天”意。现在有些官吏却不是这样。本来皇帝已经赐予他许多牛、羊、钱财，而他们却还仗着自己的权势和财气，与百姓争利益，百姓能争得过他们吗？他们以已有的财力夺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种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那些富人奢侈浪费、作威作福，平民百姓日益贫困，这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最后，董仲舒还提出了统一理论的建议：“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诸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便并进，邪避之说息，然后统记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本书的特点是在答问中，以“天道”比“人道”,用“天意”二字来约束汉武帝做善事、用贤人，为百姓创造基本的生活条件，从而达到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目的。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子之儒学捧为圣典，冷落旁学。使理论统一到儒学上来，从而使儒学得到更大的发展。
 《天人三策》一书，现只载于正史《汉书·董仲舒传》中。

天人三策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一说在元光元年(前134)，举贤良方正，董仲舒应诏对策，共三篇，后称“天人三策”。文见《汉书·董仲舒传》。其内容是发挥先秦儒家思想，杂以阴阳五行之说，以“天人感应”为君权神授提供理论根据。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世界万物均按其意志存在和变化，统治者应顺从天意，改制更化，以道德教化人民。又援引《春秋》大一统之义，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论适应了巩固封建皇权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统治秩序，因而得到武帝的赏识。是为中国考试史上第一篇最著名的答卷。

天人三策

(见“举贤良对策”条。)

天人三策

即“举贤良对策”。因多论述天人关系，故名。

天人三策

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策问的三篇文章。亦称“举贤良对策”，见于《汉书·董仲舒传》。武帝三次策问，围绕如何治理封建统一国家提出一系列问题。董仲舒对策依据公羊春秋学，以天人相与的观点发挥儒家政治学说。对策一认为，王者受命于天，以道治理天下。天道以阴阳为大。阳为德，阴为刑。阳居盛夏，以长养生育为事；阴居隆冬，积于空虚而不用。由此可知“天意”“任德不任刑”。王者承顺“天意”行事，治理国家亦应“任德而不任刑”。王者积善垒德，感应于天，天便会降下符瑞。王者废德教而乱施刑罚，刑罚不中而生邪气，邪气感应于天，天便为降下灾异。王者治理天下应从“贵始正本”做起。“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民受王者政教陶冶，正教优劣决定民的品德寿命，“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故王者治天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见闻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对策二着重阐述三王之治异同的道理。认为三王治天下之道相同，而劳逸不同，是“时异”所致。尧舜之时有“众圣傅德”，所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文王之时殷纣在上而昏乱，贤智伏隐而百姓散亡，所以“日昃而不暇食”。圣王制度不在崇奢与崇俭，文采玄黄之饰目的在明尊卑、别贵贱、劝有德，以刑罚惩处作恶。成康之治，刑错四十年，囹圄空虚，不仅是惩恶的效果，更是教化的效果。因而建议兴太学以养天下之士。对策三进一步论述天人相与关系，提出古今许多事例作为验证。认为国家衰亡或昌盛都是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的结果。尧舜与文王小心翼翼，兢兢业业，积善积德，因而名显身尊，这是“明昌”之道。桀纣暴逆不仁，谗贼并进，因而恶日显国日乱，这是“微灭”之道。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是针对各自时代的弊病救溢扶衰，道则不变。道万世无弊，弊病都是失道造成的。“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策三还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提出两项建议。其一，针对“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而造成的社会不安，建议“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二，针对当时“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能适应统一政治局面的状况，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天人三策中包含着董仲舒新儒学的基本观点，被汉武帝接受，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

天人三策

亦称“举贤良对策”。西汉董仲舒答武帝策问时的三个对策，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治国方法。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武帝采纳，开创了以后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