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桃花村

这回书主要写鲁智深辞别智真长老之后，在桃花村偶遇 “山大王”周通强娶刘太公女儿，被鲁智深搅散一事。就取材的角度来看，文中除鲁智深醉打周通一段颇有些传奇色彩之外，其它诸事皆平平而来，平平而去，很容易被写得淡然寡味。因此，对于传奇小说来说，它可谓是一块“险地”了。如何化“险”为夷，用平凡的题材做出一段不平常的文字呢？ 《水浒全传》的作者胸中是颇有几分丘壑的，他着意从提炼情节上下功夫，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不仅充分地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艺术才能，而且也把书中的几个人物都写得各具姿态，栩栩如生。
传奇小说，关键就在于“奇”字，其情节提炼也必须从这个角度着眼。对于这一点，施耐庵是深解其中三昧的。比如，这回文字一开头，作者便平地生出波澜： 鲁智深因贪看山明水秀，没赶上“宿头”，很客气地要求 “借贵庄投宿一宵”。这本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的客气得到的却是庄客的大不客气，人家不仅骂他来 “讨死”，而且还扬言 “不去时便捉来缚在这里”！对于鲁智深这个粗人来说，他的客气就颇令人称奇了，而庄客的有眼无珠，敢于撩拨鲁智深这样的莽汉，那就更添了一层奇了！ 本来，刘太公出来调解，鲁智深酒足饭饱，就该在耳房中好好地去睡一夜了，可作者又偏偏让刘太公吩咐鲁智深，“如若外面热闹，不可出来窥望”。这无疑又添了一重 “奇”，使刚刚要平静下来的鲁智深顿生疑窦，非要问出所以然不可。而太公又偏不正面做答，不让他“出家人管闲事”。这不仅吊住了读者的胃口，而且鲁智深也越发感到离奇了。最后，太公在再三追问之下，才说出“小女招夫，以此烦恼”的话来。这话表面看来十分平常，实际上作者是欲擒故纵，又引出一段“奇事”来。至于后来，鲁智深表面说要劝周通，实际上揪住就打；鲁智深才要和李忠交手，却又被认了出来；李忠好意把鲁智深请到山上聚义，鲁智深却把李忠的金银席卷而去，不辞而别……等等。总之，在这一回书中，作者真是无所不用其“奇”，把一个平淡的题材处理得处处妙趣横生，使人爱不释手。
在传奇性文学作品中，如果仅仅能把事情写得“奇”，那还算不得是上乘之作。真正的上乘之作除了要能达到“奇”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还要做到奇而不险，曲而不乖。在这方面，《水浒全传》的作者也是颇有独到之处的。首先，作者追求的奇，是建立在人物性格的基础之上的，是“奇人”生出的“奇事”，不是为文而造“奇”。还拿这一回的开头来说，正因为鲁智深的性格刚直勇武，粗中有细，所以他的客气才既令人感到“奇”，又令人感到很自然。招来庄客的一顿臭骂之后，若是懦弱之人，必然抱头而去，底下的奇文便也无从写下去了；偏遇着鲁智深爱认死理，“却待要发作”，才引出刘太公解劝，文章才形成了一次起伏。我们再来看上文举的第二例，刘太公分嘱鲁智深“不可出来窥望”，若是放在胆小怕事之人，寄人篱下，自然也就依了，偏偏鲁智深是个好打抱不平的好汉，才一句一句问下去；假如不问下去，怨怕也要急得他一夜睡不着。因此，文章也才能形成这第二次波澜，引出下一段“奇文”。再如鲁智深嘴上说劝说周通。实则揪住痛打，也是他“粗中有细”的性格使然。而他上了桃花山，把李忠的金银器席卷而走，更是因为他看不惯李忠等人的“小家子气”所为。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虽然写的是“奇文”，“奇事”，但归根结底却写的是“奇人”、“奇情”，这无疑是《水浒》比一般传奇小说更为耐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闹桃花村”中，作者除了注意在描写人物性格的同时追求行文之奇，而且还十分注意用细节描写来增强“奇文”的真实感。比如，周通来到桃花村后，作者虽然只写了他参拜“丈人”的场面，却也没有忘记添上让他把马“系在绿杨树上”的一笔。这一笔看似很“闲”，但在关键之处，它又生出一个“波澜”——周通挨打以后，“托地跳在马背上”，想赶快逃命，可马却偏偏跑不出去——原来是忘记了解马缰绳。这个“波澜”，既是生活中可能有的，又活画出周通挨打后气极败坏的狼狈相。难怪金圣叹批道： “既来入赘，则非少顷便归来矣，据理定应把这马寄养在太公家槽里，今只为后文一笑，故有此一笔。”这几句评语，确实烛照了作者的锦绣文心。另外，作者为了得到情节离奇、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还很注意运用蓄势和对比的手法。如鲁智深进桃花庄以后，就要酒要肉，大吃了一顿，把刘太公看得“呆了半晌”；而当他答应“劝”周通后，作者又写他吃了一只熟鹅，三二十碗酒。一会儿功夫就吃了两顿饭，而且每顿饭都写得那么详细，岂不是太浪费笔墨了吗？其实，只要我们耐心读到下面就会明白：作者不厌其烦地写吃饭，实际上是在为打周通蓄势，吃得越多，打得越重，两顿平常的饭一下子把打周通的事掀到了顶端！接下去，周通挨了打，李忠披挂整齐来找鲁智深报复，本该有一次“恶战”了吧？可作者却偏偏让李忠认出鲁智深，于是立刻 “化干戈为玉帛”，把烧得正热的炭火一下子扔进了冰里！ 正是通过这种蓄势和强烈的对比手法，作者不仅使小说的情节做到了 “大起大落”，而且其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