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祭泰伯祠

小说写泰伯祠祭礼，显然不是为了刻画人物形象，而是在叙述一件大事。因而，若先有从中欣赏人物和情节的期待，那么不免会感到枯燥乏味。但如果耐心地加以思考推敲，则不难从那繁细琐碎的仪式中悟出作者的匠心。
这些真儒贤人为什么要发起祭祀泰伯的活动呢？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按照奴隶主宗法制度，泰伯享有王位的继承权。但是，据说其三弟季历之子姬昌“有圣端”，所以，周太王想把王位传给季历，然后由姬昌继承。泰伯为了满足周太王的意愿，主动和二弟避居荆蛮之地。嫡长子继位，在奴隶社会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泰伯却主动放弃了；禅让王位，在原始社会里，被认为是有口皆碑的美德，泰伯接受了。在真儒贤人们看来，人生最大之名利莫过于拥有天下，而人生最大之德便是让出天下，而泰伯不仅实际上已经让出了天下，现在还泯灭了禅让的美名，可谓是至德。这些真儒贤人注意的是名利与德的对立，他们认为如果大家都能象泰伯那样处理名利与德的矛盾，社会上就不会为名为利争得你死我活了。他们想以德化俗，调和社会矛盾，和谐人际关系，使社会安定地生存和发展。这是真儒贤人们大祭泰伯祠的目的。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就必须进行礼乐教化。礼原是古代社会各种典章制度和礼节仪节，具有规范行为的意义。我们知道，对于被祭者来说，因为他已经不存在了，他对礼是不会再有任何反应的。而对于祭者来说，因为他还要生存，他对礼是会作出意愿、思想、感情的反应的。由于一方是死者，一方是活人，被祭者与祭者的关系只能由后者来建立，而不可能由前者来建立。因此，被祭者与祭者的关系是无形的，只能在祭者的心里发生作用。通过礼乐教化，祭者便可在心里与泰伯建立关系，把泰伯的至德转化到祭者的心里来，并由此指导祭者的行为，礼在这里规范着一举手一投足，起着保证至德内化的作用。就这样，真儒贤人们把大祭泰伯祠作为他们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要手段。
本来，在孔子的政治主张中，礼是管理国家、安定社会、调节人民生活的根本，进行礼乐教化应是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但真儒贤人们却自己筹资，盖起一所泰伯祠。迟衡山说得很明白： “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他认为统治者不重视礼乐教化是一种失策，而真儒贤人们自筹自办祭礼，清楚地表明他们对统治者治国治民之道的失望。迟衡山说： “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可以助一助政教”。他们想从封建士大夫开始，先受一次礼的教育，为扭转世风尽一把力，所以小说描写的重点放在习礼之上。从众儒进入“习礼楼”开始，小说展开了一套又一套的繁文缛节。在庄严的至德祠中，奏起“至德之章”，舞起“至德之容”。儒士们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先后有序，进退有节，肃肃穆穆，融融和和，这无疑是理想社会秩序的一个缩影。可以说，真儒贤士们通过大祭泰伯祠表达了他们所认可的社会理想。
但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礼让只是空想，而以德化俗，以德克利也缺乏社会基础。由于经济基础是由私有制左右的，社会制度又是由专制集权支配的，封建社会中大吃小，强凌弱，蚁争食，蝇争血的丑恶和腐败现象从来都是不间断的。真儒贤人们虽然对世风不满，但他们除了大祭泰伯祠之外，却没有其他方式来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了。因而，在描写大祭泰伯祠之后，真儒贤人们的社会活动便开始大走下坡路。
如果我们把欣赏的视线移到“大祭泰伯祠”的故事外，将能更完整地看到真儒贤人们社会理想的破灭。第四十六回写“三山门贤人饯别”，在秋风萧瑟的背景中，贤人们洒泪饯别礼乐事业的领袖虞博士。“杜少卿拜别道： ‘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虞博士也不胜凄然”。一旦群龙无首，礼乐事业的支撑就显得异常困难了。杜少卿对礼乐事业的悲哀情怀都体现在虞博士身上，他越是情真意切，越能揭示出真儒贤人们内心的惆怅、伤感和和空虚。在第四十八回中，王玉辉为摆脱葬女的悲伤，带着三部书到南京去会真儒贤人。但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庄征君到故乡去修祖坟；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 “一个也遇不着”。“这些贤人君子，风流云散”。看到的是尘灰覆盖的祭祀仪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有被大柜关锁的乐器、祭器。最可悲的是在第五十五回中，泰伯祠作为一代真儒社会理想的见证，却是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大殿上槅子都没了，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连那些大柜也没了踪影。这就是真儒贤人们以德化俗的结果。小说描写祭礼相当繁琐，因为它担负着教化现实中的人们的重大使命。小说在大祭泰伯祠之后不断写到祠庙的颓败，则意在抨击那些不重礼乐的统治者。这种既要在现实中直接负责教化庶民，又要在艺术中间接揭露统治者的双重任务，恰恰是由“大祭泰伯祠”的故事来完成的。这恐怕就是作者的苦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