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报

1948年1月1日创刊于青岛。社长徐觉生。该报内容格调不高，在青岛报纸中地位很低。每日下午五时左右出版，为日刊，4开4版，发行数百份。1949年5月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青岛而停刊。

《大光报》

抗战时期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在武汉的舆论机关。1935年3月1日于汉口创刊。该报由原天津《大公报》驻哈尔滨特派员、哈尔滨苏联控制区《国际协报》负责人赵惜梦到武汉，投靠张学良(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而创办起来的。赵惜梦任总经理，王星岷任总编辑；综合副刊《大光别墅》的主编人为陈纪莹，文艺副刊《紫线》的主编为孔罗荪；著名作家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光未然、冯乃超、陈荒煤等均为《紫线》写过不少文学作品和评论。《大光报》为对开3大张，共12版。版面内容具体安排为：1版广告，2版社论（社论以外为广告）,3版国内要闻，4版国际要闻，5版省市新闻，6版教育与体育，7版经济新闻，8版各地通讯，10版副刊《大光别墅》，11版各种周刊，9版、12版为广告。该报的编辑方针是“站在纯民众的立场，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培植整个民族的抗战力量。”该报遵循的原则是：（一）忠实地报告新闻，并且是多数人注意的新闻；（二）注意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三）以服务精神来采访新闻。《大光报》副刊有特色，数量多，品种多，满足了不同阶层读者的需要；版面编排较新颖，突破了武汉大报的编排旧传统，文改4号字为新5号，所有国际国内要闻均加大字号标题；刊载有大量专电和各地通讯。因此，《大光报》一出版，便受到武汉各界的关注，发行量不断上升，最高达到近6000份。
《大光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张学良及一批流亡在汉的东北知名人士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以及《大公报》胡政之在技术上和人力上的帮助。为促使《大光报》的出版，张学良等原定捐助资金5万元（实际并未收足），做为报纸的经济支柱；胡政之则从《大公报》抽调一些人力（包括排字印刷工人）和设备予以支援。胡又亲笔给《大公报》驻汉特派员徐铸成写信，要他大力协助，徐铸成遂参与《大光报》的编辑工作。胡政之所以这样破例地支持《大光报》，是想借助赵惜梦与张学良的关系，在华中办一张不叫《大公报》的《大公报》，或称《大公报》武汉版，以实现其建立全国性报业托拉斯的宿愿(胡1925年创办《国闻通讯社》时有此计划，当时赵惜梦是《国闻通讯》哈尔滨分社主任。结果，胡政之如愿以偿：《大光报》的编辑风格及排版印刷，均按《大公报》模式；《大光报》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专电和通讯，全部借助《大公报》派驻的记者之手；就连《大光报》内部的组织形式，也完全仿效《大公报》，建立经理部和编辑部各自独立、分工负责的所谓“功能制”。以致当时人们说《大光报》是《大公报》的姊妹报；甚至有人认为《大光报》就是《大公报》。当《大光报》被迫停刊之后，其全部资财设备均转让给《大公报》，使《大公报》武汉版很快顺利出版。在办报方向和言论上，《大光报》代表张学良及东北爱国知名人士的利益。东北爱国人士都不愿为蒋介石背黑锅，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要求。所以，报纸的政治倾向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调张学良离汉进陕，与杨虎城一道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的消极拒抗，引起了蒋介石的恼怒。这样，《大光报》在武汉的状况日渐恶化。它不仅政治上失去依靠，经济上也承受压力。国民党汉口当局不断给《大光报》制造麻烦，“西安事变”以后，则更是变本加利。《大光报》被迫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