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峰先生集

 诗文集。十四卷。明清间孙奇逢撰。
 孙奇逢，字启泰，一字钟元。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万历十八年举人。天启中，曾积极倡救为阉党陷害的东林弟子，义声大震。明亡归隐，辞不就官，居苏门(今属河南辉县)夏峰村，四方学者归之。汤斌、魏象枢皆其门人。哲学上初宗陆、王，晚年慕朱熹，成为两家的调和者。撰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旨》、《读易大指》、《理学传心纂要》、《夏峰先生集》等。
 是书十四卷。一、二卷为书，三、四卷为序，五至十卷为传记等，十一、十二卷为诗，十三、十四卷为语录。可看作是其散见思想的一个汇集。
 书中谈到作者对朱、王两派的看法，以为可兼容并蓄，而这实际上是与历史上以来的种种聚讼最后归于一途是一码事。朱熹说穷理，阳明说格物。但“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于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阳明谓革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极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寻个事的道理，只尽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于心。”(《答常二河》)因此，朱王入门虽然不同，但都归于知之明，处之当，求信于心，共偕大道。同是终结，但异仍是必要的，如果先儒没有同中之异，后人怎么下手做学问呢？就如同有春夏而没有秋冬，有秋冬而没有春夏，这怎么成呢？他反对后代学者的缺乏“融通之见”,以至失“原初之旨”,成为歧路，反之，宁可“宽收中而严析之”(《复魏莲陆》)“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与魏莲陆》)至于提到学习的方法，他主张不要有意为之，即所谓“不宜有心立异，亦不必着意求同。”(《寄张蓬轩》)天论是学朱，还是学王，都要从各自的心性出发，打起全副精神，随各人的时势、身分，才能做得好。同时，特别要虚心体认，不必向人问什么津梁。要放得开心胸，不要亦步亦趋，如“颜(回)、曾(子)学孔子，步趣唯谨，孟子学孔子，离合而与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答赵宽夫》)
 是书许多篇章谈治学之道，最突出的是下学上达。一方面要见出“大总脑”,总脑不清，便时时有难处之事；总脑理清了，则天下之物尽在我心。同时又说要始于“日用起居”,即下学。一切精义神会、达天知命，总是在于眼前的下学卑迩之中，“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语录·卷二》)上达即理，喻为天，下学即心，即日用饮食。达理是目的，但须通过心。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统一的，即“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理学宗传序》)“尽心知性以知天，而圣人之能事毕矣。”(《四书近指序》)因而，就不必分得那么清楚，因此说不离日月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反之，“若分何时为下学，何时为上达，何处为卑迩，何时为高远，便于道理割裂。”(《语录·卷二》)。日常的学习当然也有主次之别，特别是“学问吃紧，当先透死生之关，此关一透，功名富贵自可不消费力”。(《语录·卷一》)谈到“顿”与“渐”的关系时以为顿是由渐而来的，天下之归一日，道统之贯于一唯，都是渐成的，即“用力在平时，收功在一旦。”(《寄张蓬轩》)渐也就是下学，顿则是上达。如此等等。而有关的哲学思想，都蕴含在其论学主张中。
 该书常见的有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大梁书院重刊《孙夏峰先生全集》本。又载于《畿辅丛书》与《丛书集成初编》。较近的有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九年版本。

夏峰先生集

诗文集。清孙奇逢(1584—1675)撰。十六卷。奇逢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容城（今属河北）人。万历举人，因不满明末吏治腐败，乃与东林党人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强烈抨击魏中贤之流。入清后，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儒”。著有《日谱》、《读易大旨》、《理学传心纂要》。此集约二十四万余字，含书、序各二卷，传一卷，志铭、墓表、行略一卷，记、论、说、辨、议一卷， 题跋、 引、 启、 考一卷，祭文、祝文、杂著一卷，诗二卷，语录二卷。从《寄张蓬轩书》诸文中可窥见作者治学宗陆、王，后亦信仰程、朱，并力图调合二说，对清初理学影响颇大。亦有伤时感事之作，表达忧国忧民、养贤重士之思想。其论学语言精粹， 读之令人气壮。有《孙夏峰全集》、《畿辅丛书》本，道光二十五年(1845)大梁书院重刊本。《从书集成初编》本为十四卷。

《夏峰先生集》

14卷。《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