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发行业

从事图书发行的部门。四川图书发行业是随着图书的商品化而出现的。
唐代，雕版印刷产生，益州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印刷中心。“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其中 “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 销量较大。这是四川历史上印刷品成为商品进行流通的最早记载，也是四川印刷图书发行业的初始阶段。唐时的 “西川印子” 不仅行销四川，还流传到全国各地，甚至出洋日本。为适应盛行一时的佛教、道教传播的需要，寺庙、道观、书坊也大量刊刻佛经、咒本、符箓出售。“樊赏家”、“卞家”“过家” 是唐时益州书肆有名的书坊。
两宋时期，四川、杭州、福建成为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四川官刻和私刻书业异常发达，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唐和五代。“宋时蜀刻甲天下”。当时，四川官刻 《开宝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华阳国志》、《三国志》、《水经注》、《眉山七史》等书，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政府行政发行图书的渠道随官刻业的发展而健全。四川坊刻图书大量行销，争取利润。后蜀宰相毋昭裔大量的私人刻书，其子孙在宋代售书致富，刺激了四川坊刻书业的发展，广都费氏进修堂、眉山程舍人宅、眉山万卷堂都是当时著名的坊刻印书发行之所。为便于图书销售，宋时出现类似图书广告的售书书目，多附于出版图书之内，也有在图书书封或牌记上附简要的介绍文字的，还有些书坊请名人作序以促销。
唐、宋时期，四川图书发行业作为一种行业已经产生，但尚未从图书刊刻业中完全分离出来，不是一个独立产业，除官刻外，售书者基本上都是“前店后场” 似的书坊。
清乾隆、嘉庆时期，江西、陕西、湖广等地一批书商贩书到成都出卖，继而自刻销售，形成有名的 “经元八大家”。蜀刻本重放异彩，渐与江浙本齐名，大量行销外省。一些规模较大的书坊还在外地设店售书，如总号在重庆的善成堂，在成都、南昌、沙市、汉口、北京等地都设有分号。晚清时期，四川图书发行商基本独立，只售不刻，他们中出现一种专事蜀刻本书籍运出、袖珍石印本购入的“走广商”，如成都“绿野山房”、“二酉山房” 等，具有现代意义的书店性质。随着新式印刷企业在四川的出现和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四川出版业向编、印、发各自独立的方向发展，专事书刊发行的机构大量出现。190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成都开办成都商务印书馆，销售本馆及上海各铅印、石印新版书籍，业务日益繁荣，逐渐成为川西地区最大的图书发行店。四川最早的册报 （期刊） 《渝报》一创刊，就在省内外各地设立代派处，依靠自己的发行网点进行销售。
进入现代，四川书刊发行业作为一种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育安在成都开办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和杨叶在重庆开办的重庆书店，专门销售 《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共产党宣言》 等进步书刊，促进了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1932年～1935年春，存在于川东北、陕南地区的川陕苏区，其书报刊发行别具特色。在省苏维埃政府内设文化委员会，下设出版局，负责苏区的出版发行工作，并制定颁布有法律性文件 《发行工作条例》。苏区内的发行工作由各级党政群团的发行科 （股） 或发行员、赤色邮政局、出版物直送工作队、贴发队、工农书店、地下交通线、白区工作委员会、红军战时通信排等8种组织担任，构成多渠道发行网，负责苏区书报刊和政令文件在苏区内外的发行。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各地一些出版社、书店迁来四川，致使四川以重庆为中心的书刊出版发行业出现空前的畸型繁荣。8年抗战中，重庆的出版发行机构经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处注册行文审批的共404家，未登记注册的200多家。抗战结束，一部分书刊出版发行机构迁出四川，一部分进步发行机构相继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到1949年初，四川书刊发行业十分萧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出版发行业又逐渐复苏和繁荣。在接管敌伪出版发行企业、改造私营出版发行业的基础上，组建国有发行企业新华书店和邮政发行网络及农村供销合作社书刊发行网点。1978年后，作为国有发行企业的补充，社会发行力量得到很大发展。1995年，全省有各级国有新华书店208家，国有售书点638个，供销社售书点3729个，二级批发书店150余家，零售 （租赁） 店摊4600多个，建成省级书刊批发市场1个、市级书刊市场3个。1995年，全省国有书店销售总额23.01亿元，在全国位居前列。四川还成立有专门从事各类出版物进出口和销售业务的专门机构四川省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四川省外文书店、重庆市外文书店，在促进中外出版发行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大力拓展四川出版物的海外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