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知记

 哲学著作。十卷。明罗钦顺撰。罗氏自刻的修定本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生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卒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后潜心于学术研究。著有《整庵存稿》、《整庵续稿》、《困知记》等。
 《困知记》共十卷，正篇六卷，附录一卷，论学书信一卷，序跋一卷，传记资料一卷。
 上卷共八十一段，每一段称为一章。主要论述内容有论心：“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存道心则“寂然不动”,人心，“感而遂通”。并说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但不论是道心，还是人心，都是同一个心。那么为什么还要分“道心”、“人心”呢？因为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动、静二状。这只能从身体的变化感受出来。充盈天地之间的，只有万物，人是万物中之一员。而所谓世间万物都是性外之物。理只是气之理。即气的运动规律就是理。理不能独立于气而存在：“理果何物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月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又讲：“盖人物之生，受气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后，其分则殊。”欲与好、恶及喜、怒、哀、乐同称为七情，他们皆来源于性。七情之中，欲较重。因而他说：“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另论，君子心为善，因而处处表现为善。小人之心为恶，然都以仁义以盖其奸。其奸愈深、则其盖也愈密。另外，本卷还论述有修道、变法、文化修养等多项内容。
 下卷共有七十五章。有下述论点：《易》有辞，有变，有相，有占。变与象均出于自然，其理即所谓性命之理。另外还论及《诗》、《春秋》、《尚书》、《尧典》、《乐记》等著作之内容。并批判《正蒙》“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和“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的论断。作者说：“夫人物则有生有死，天地则万古如一。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耶！”人之呼吸之气，即天地之气。自形体而观，若有内外之分，其实只是一气之往来。该卷最后论《参同契》一书，持否定态度：“悟真篇本是发明仙家事，末乃致意于禅，其必有说矣。然使真能到得究竟处，果何用乎？”
 续卷上：首论异端之说自古有之，而认为佛法为最大之异端，威害亦最大。续论理、气、神、阴阳动静等。
 续卷下是批判《慈湖遗书》的。作者在第一章中说：“癸巳春，偶得《慈湖遗书》,阅之累日，有不胜其慨叹者。痛哉！禅学之误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顿悟之机，实自陆象山发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即释迦所谓‘自觉圣智境界’也。书中千言万语，彻头彻尾，无非此个见解，而意气之横逸，辞说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该卷三十三章，从各个侧面对《慈湖遗书》进行了批判，并进行了初步考证。
 另外三续和四续也都阐述了作者对人生哲学的观点。
 全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转变过程。著者早年笃信佛学，后弃之。他对佛学的剖析切中利弊。从他的许多论点看，他反对程朱的“理先气后”“理泊在气上”的观点。反对朱熹“理与气是二物”和王守仁“天地万物皆吾心之变化”的观点。批判禅学的“顿悟”。在明代，罗钦顺的思想独具特色，与理学、心学多有不同。《困知记》是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料。
 该书的版本有《三先生语录》本；明嘉靖自刊本，明天启罗诞仕刊本，清康熙九年(1670年)刘炳刊本，日本万治元年刊本等。一九九○年，中华书局据明万历二十年李祯重校本为底本，并参照明嘉靖十六年郑宗古刻本、隆庆四年(1570年)周弘祖刻本、天启三年罗诞仕刻本、四库全书本、咸丰四年吴荣刻本互校后排印刊出。

困知记

明代罗钦顺著。与人论学书。以其治学“始则不得其门，中则疑决，晚岁用功愈坚，自知愈审，兢兢业业，惟恐其入于他歧而不出”(《原序》)，故名“困知”。共5卷。包括：前记2卷，156章；续记2卷，153章；附录1卷。力排佛老和陆九渊“明心”之说，主张性体心用，善性即“理”，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为人性所固有，提倡“尽心知性”、“穷理尽心”的道德修养论。有《丛书集成》本。

困知记

明代哲学著作。明罗钦顺著。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进士，被任命为翰林编修。弘治十五年，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笃志问学。正德三年(1508)，因得罪宦官刘瑾，被夺职为民。刘瑾伏诛，罗钦顺复职，曾任左右侍郎，直至吏部尚书。后辞官，乡居二十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除《困知记》外，还有《整庵文稿》二十卷，《整庵续稿》十三卷。
罗钦顺自称，早年为学，不过是为了功名利禄。“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凡五经、四书及濂洛关闽诸儒语录，未尝一日去手。”“又二十余年，乃为有以自信。”晚年，他整编了自己平日著作，仿照张载《正蒙》方式写成，题名为《困知记》，取《论语》“困而知之”以名之，意指苦心钻研所得。正文共六卷，其中，《困知记》二卷，成于嘉靖七年(1328)；《困知续记》二卷，分别成于嘉靖十年、十二年；《三续》、《四续》各一卷，成于嘉靖二十五年。又有附录二卷，收入重要书信若干。
罗钦顺作《困知记》目的是为了“继续垂危之绪，明斥似是之非”，也就是为了继承儒家的传统，批判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其中，主要批判了禅宗和陆王心学，对程朱理学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
在理气关系上提出了理在气中的观点。“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而理只是气之理，“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之行也”。理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必然性规律性，否认了有所谓别为一物立于事物之外的理。罗钦顺说：“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可见，理气是统一的，不可分离。但不能认为理就是气，罗钦顺认为不能“认气为理”，而必须“就气认理”，在气中寻找到作为运动变化根本规律的理。
对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了改造。说：“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天地、万物、人，“森然万殊”，然而其理是惟一。这儿涉及到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在朱熹看来，作为“形而上”的理高于“形而下”的气，理是气的本原和主宰。而罗钦顺认为“理一须就分殊上见得来，方是真切”。可见“理一”并没有超出“分殊”之上。一般从个别中总结出来，不能离开个别。个别也在一般之中。
在心物关系上批判了以心法起灭天地，以万物为虚幻的佛学思想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认为人不过“藐然数尺之躯，乃欲私造化以为己物，何其不知玄哉！”当然，罗钦顺肯定作为认识器官的人心的能动性，认为人心能“推见事物之数，究知事物之理”。但是，他认为人们认识所得之“理”与作为客观存在之“理”是完全一致的。他说：“或疑所通之理为道，则道乃在乎事物，而不在吾心。殊不知事物之理与吾心之理，一而已矣。”这种把认识的成果与认识的对象完全等同的观点是不尽正确的。
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认为天理和人欲这两者是统一的，否认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认为性只有一个，也即天性。“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于己，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人的欲望有其必然需求，是无可非议的，不是恶的。既不可去掉，也去掉不了。但是，并不能恣情纵欲。他主张以理节欲。
《困知记》是批判心学，改造理学的重要著作。对于研究理学演变史具有重要价值。
有明刊《三先生语录》本，明嘉靖刊本，明无名刊本，清康熙九年刘炳刊本，日本万治元年刊本等。

困知记

二卷，《续记》 卷 《附录》一卷。明罗钦顺(1465—1547)撰。罗钦顺字允升 号整庵，泰和 （今属江西）人。弘治六年(1492)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弘治十五年 (1502)，仟南京国子监司业。正德三年(1508)，遭宦官刘瑾打击，削职为民。正德五年(1510)，复职。后历任太常卿 南京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 辞职归里后，家居二十余年，潜心治学。其学上承张载 吸取了张载宇宙观中的唯物论观点，并加以发展。著有《整庵存稿》、《整庵续稿》等书。此书为作者的言论汇编，大旨为扬儒抑佛。《困知记》成于嘉靖七年(1528) 共一百五十六章。《续记》成于嘉靖十年 (1531)，共一百一十三章，补《困知记》中意有未尽者。《附录》为作者与人论学书信六首。他在书中提出理依于气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理气之理，不是气外别有一理。盖通天地，亘古今一气而已。气是运动的，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循环不止。自然界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皆是气活动的结果。并否认气上有主宰之说，认为气的运动变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所谓“理”、“太极”也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他在书中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产生怀疑，用洛学的“理一分殊”之说来解释人性。认为人和物皆来源于阴阳二气，此谓“理一”；世界上人和物各各不同，谓“分殊”。关于“道心”和“人心”，他认为 “道心”即 “性”，“人心”即 “情”。“道心”为主宰，为体。“人心”为用。两者是体用关系，不可分离。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以 “道心”制约“人心”，以性制约情。主张既要承认人皆有欲望，又应对欲望加以节制，他在书中对陆九渊、王守仁、湛若水的思想观点和禅学都有所评论，且颇具有理论深度。此书为罗钦顺的代表作，深为理学家所推重，明代学者高攀龙称此书为自唐以来排斥佛学最有力的著作。有明沈维𫔯刊本， 明刊 《三先生语录》本， 清康熙九年(1670) 刘炳刊本，《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