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论

226 商战论

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理论。王韬曾指出，西方列强靠兵力和商力二者来侵占其他国家，中国必须“兵力商力二者并用”，才能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明确提出了商战论。他认为西方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对被侵略的国家来说，商战比兵战的危害更隐蔽、更深重，因而更危险。“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同西方侵略者斗争，兵战是治标，商战才是固本。他提出“振兴商务”的口号，要求中国农、工、商各经济部门，都要根据中外贸易的需要，采用现代机器生产和新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做到“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能运售。”从而取得在“商战”中的决胜权。商战论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严重危害，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历史上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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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05226条。

商战论

商战论是近代主张以商业为中心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业竞争的思想。此观点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代表人物郑观应明确提出的。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分为“兵战” （军事侵略） 和 “商战” （经济侵略）。他说： “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而“国家不惜巨基，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盛世危言·三编·商战》)郑观应把兵战称为“有形之战”，把商战称为 “无形之战”。他说： “兵战之时短，其祸显； 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同上）主张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并认为商战比兵战更为重要。他强调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同上）要求认真对付商战。他主张一方面 “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同时 “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治其本”，“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同上书，《商务》)但兵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商战，即经济实力的大小。因此他提出： “决胜于商战”的口号。而商战的胜利，要依靠有竞争力的商品，这就要拥有能生产出精美商品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机器。为此他主张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并相应地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有效地进行商战，他要求清政府改变 “困商之虐政”，实行 “护商之良法”，(同上书，《商务二》)如裁撤厘金，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给商人以自由投资权利，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等。郑观应的商战论，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
此外，马建忠则在 《富民说》 中以西方重商观点对商战的重要作了颇有理论深度的论述。柯来泰将振兴商务视为 “振国之大纳”。 (《商十议》)麦孟华认为 “今日立国，首在商战”。(《公司》)汪康年也说： “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是故……即遇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战。” (《商战论》)谭嗣同也认为 “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中国应当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上欧阳姜师书二》)为了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他们要求大力发展土特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积极举办新式工、矿、交通企业； 用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 改良农业和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 实行保护关税，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反对资本主义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协定关税”，争取关税自主和收回被外国侵夺的海关管理权； 自铸金、银币，抵制外币在中国流通； 以及设立议院、商部，要求政府改变不利于对外商战的经济政策。可见，他们所讲的商战并非单纯限于商业外贸范围，所说的商务也并非单指商业，而是以商务概括和表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

商战论

中国近代历史上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理论和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主张在国家的保护和扶持下，以商业为中心，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这种思想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郑观应(1842—1921)。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使中国的外贸产生巨额逆差，大量白银外流。幼弱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摧残，引起爱国人士的严重关注和忧虑，他们要求挽回利权。商战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郑观应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决胜于商战”(《盛世危言·商战》)。而要取得商战的胜利，就要依靠有竞争力的商品，这就要拥有能生产出精美商品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为此，他主张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并相应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时为了能有效地进行商战，他要求清政府改变“困商之虐政”，实行“护商之良法”，如裁撤厘金，废除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协定关税，收回海关管理权，颁行公司法，给商人以自由投资的权利，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保护中国商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等。商战论反映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商战论

近代主张以商业为中心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业竞争的思想。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代表人物郑观应明确提出。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分为“兵战” （军事侵略） 和“商战” （经济侵略），主张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并认为商战比兵战更为重要。他强调“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盛世危言·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同上书，《商务》)。马建忠则在《富民说》中以西方重商观点对商战的重要作了颇有理论深度的论述。柯来泰将振兴商务视为“振国之大纲”(《救商十议》)。麦孟华认为“今日立国，首在商战。”(《公司》) 汪康年也说：“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是故……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战。”(《商战论》)谭嗣同也认为“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中国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欧阳瓣姜师书二》) 为了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他们要求大力发展土特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积极举办新式工、矿、交通企业； 用机器生产取代落后的手工生产； 改良农业和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 实行保护关税，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反对资本主义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协定关税”，争取关税自主和收回被外国侵夺的海关管理权； 自铸金、银币，抵制外币在中国流通； 以及设立议院、商部，要求清政府改变不利于对外商战的经济政策等。可见，他们所讲的商战并非单纯局限于商业外贸范围，所说的商务也并非单指商业，而是以商务概括和表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