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原文] (节选)

卷一

农 战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买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未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 多贷，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 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貨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元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与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今为国者多无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昏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如农，则农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一则少诈而重居，一则可以赏罚进也，一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一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以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持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 夫人聚当兴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卷三

战 法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寇战。民习以力攻，难。难故轻死，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故兵法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兵起而程敌，敌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 敌众勿与客； 敌尽不如则击之勿疑。故曰，兵之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敌强弱，将贤则胜，将不如则败，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持胜术者，必强至王。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其过失，无敌深入，偕险绝塞，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此其道也。故将使民者，乘良马者不可不齐也。
 

立 本

 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速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者势，一曰辅法而法；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故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故曰，兵生于治而，欲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 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论其本也。
 

兵 守

 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其城拨，者死人之力也。客不尽夷城，客无从入，此谓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城尽夷，客若有从入，则客必罢，中人必佚矣，以佚力与罢力战，此谓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皆曰围城之患，患无不尽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将之过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至簿檄，三军之多，分以客之侯车之数。三军，壮男之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井，发梁撤屋。给从，从之。不洽，而汉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草水之可食者，壮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壮女之食，而慎使三军无相过。壮男过壮女之军，则男贵女而奸民有从谋而国亡，喜与其恐有蚤闻，勇民不战。壮男壮女过老弱之军，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民更虑而怯民不战。故曰，慎使三军无相过，此盛力之道。
 [鉴赏]
 《商君书》,亦称《商君》或《商子》。是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著作的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4篇。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人秦进说秦孝公。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一说在三年，任左庶长，实行变法。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级的制度、采用李惶《法经》作为法律，推行连坐法。旋升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变法：合并乡邑为31县(一说41县);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信征赋；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后十年(前340年)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他二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秦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商鞅除著《商君》29篇外，还有《公孙鞅》27篇，可惜今已佚。
 《商君书》今存5卷24篇。第一卷有更法、垦令、农战、去疆共4篇；第二卷有说民、算地、开塞共3篇；第三卷有壹言、错法、战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权共7篇；第四卷有徕民、赏刑、画策共3篇；第五卷有境内、弱民、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定分共7篇。内容主要叙述商鞅变法主张，提出发展耕织、奖励军功的农战政策；树立信赏必罚的法制；坏井田、开阡陌，保护土地私有权；把统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其中《农战》、《立本》、《战法》、《兵守》等篇，涉及到军事问题。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他本人也曾带兵打过仗，因军功而封于商。因而其军事论著，还是有实践基础的。
 一、《农战》是商鞅政治理论的基础。他主张发展生产、奖励军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专于农战，才能成就王霸之业。“非农不得食，非战不得爵”。
 二、《立本》即是确立强兵的根本。它认为确立法纪，奖励耕战，以积累充裕的军用物资和提高军队的战斗意志，就能兵强而无敌于海内。
 三、《战法》是《商子》的战略战术思想。它说：“凡战必本于政胜”。“王者之政，使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寇战(对外作战)”。这就是说，军事胜利的根本是政治的胜利。又说：“兵起而程(衡量)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攻者);敌尽不如(我)则击之勿疑。故曰，兵之大律日谨(慎),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此外，它还要求：慎选将帅，统一决策，胜不骄，败不怨，特别不可轻敌冒进而陷于险境。
 四、《兵守》是论述守城方法的。它认为“四战之国贵战守”,所以平时就应不断加强城邑的守备能力；战时要动员全民(包括男女老少)以必死决心，坚守城邑。它说：守城之道，盛力也”。就是说：守城的方法是不断削弱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变劣势为优势，反击歼灭敌人。具体的打法是先以“死人之力与客生人战”。就是说，先以顽强的防御战斗削弱疲惫敌人，然后以“生人之力与客死人战”。也就是以逸待劳，用生力军反击疲惫之敌而歼灭之。

商君书

书名。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合编。秦汉时称《商君》。唐以后又称《商子》。《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29篇，现存24篇。书中提出了“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论和“内行刀锯（刑具），外用甲兵”的暴力说；主张封建国君实行“垂法而治”的“法治”，并以反对复古保守的进步历史观和“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作为实行“法治”的理论根据；主张“坏井田、开阡陌”，从法律上保护土地私有权，要求把统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还提出了“刑无等级”、“信赏必罚”、“厚赏重罚”、“以刑去刑”等观点。对战国末与秦代影响深远。注本有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高享《商君书注译》等。

商君书

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合编。秦汉时称《商君》。唐以后又称《商子》。《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29篇，现有24篇。书中提出了“定分” “立禁” 的法律起源论和 “内行刀锯 （刑具），外用甲兵”的暴力说；主张封建国君实行“垂法而治”的“法治”，并以反对复古保守的进步历史观和 “好利恶害” 的人性论作为实行“法治”的理论根据；主张“坏井田，开阡陌”，从法律上保护土地私有权，要求把统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还提出了 “刑无等级”、“信赏必罚”、“厚赏重罚”、“以刑去刑”等观点。对战国末与秦代影响深远。注本有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高享《商君书注释》等。

商君书

即《商子》。

商君书

战国商鞅著述和变法活动记录的汇编。亦称《商子》。今存24篇，另有2篇有目无文。全书内容包括法律、政治、道德、经济等思想。提出“因事而制礼”(《商子·更法》)的主张，认为“礼法以时而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倡导变法的同时，积极提倡实行社会伦理制度的改革。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主张“任其力不任其德” (《错法》)，“不贵义而贵法”(《画策》)。反对单纯实行道德治国的儒家观点，认为“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说民》)，不主张提倡儒家的礼义。认为忠臣孝子不是道德教化的结果，而是因事制礼法的结果， “此乃有法之常也”(《画策》)。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法家有很大的影响。此书在战国末期流传甚广，“今境内之民皆言法，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汉书·艺文志》收入法家类。

《商君书》

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著作。又称《商君》、《商子》。是书各家书目所记篇目不一。《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书录解题》载有28篇，亡1篇；《郡斋读书志》载有26篇，亡3篇。今本共26篇，其中2篇有目无文，实存24篇，比汉时少5篇。又有《公孙鞅》27篇，今佚。本书为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及其后学著作的合编。本书主要叙述商鞅的变法主张，诸如废除井田制保护土地私有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治国不必法古，奖励农战等等。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高亨《商君书注释》。

175 商君书

战国时法家重要著作。在政治上，以朴素的历史进步观为依据，主张“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主张谋求国家的“治”“富”、“强”“王”，即通过富国强兵，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国的基本方针政策，就是厉行封建法治，奖励耕战，剥夺旧的奴隶主贵族特权，实行郡县制。本书基本反映了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中期法家的政治思想，是了解和研究商鞅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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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商君书

先秦法家重要著作。亦称《商子》。战国时期商鞅及其后学编著。全书包括更法、垦令、农战、错法等29篇，今传各本为26篇，其中2篇有目无文，实为24篇。本书反映了商鞅有关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在法律方面，提出“定分”、“止争”的法律起源论，认为法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治国应“礼法依时而定”；极力强调以法治国，提出统治者应信守法制，一切以法为准则；提出“刑无等级”、“信赏必罚”、“厚赏重罚”以及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等观点，在法律思想史上均有重要影响。

商君书

先秦法家著作。又称《商君》、《商子》。反映了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思想。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因功受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故称商君或商鞅。卫国人。曾以尸佼为师。初为魏相公孙痤家臣，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入秦。孝公三年，与大夫甘龙、杜挚辩论变法，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六年，任左庶长，推行第一次变法。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变法取得初步成功，并接连伐魏获胜。孝公十年，因功升为大良造。孝公十二年，自雍（今陕西凤翔南）迁都咸阳，进行第二次变法。推行“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普遍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制，按户口征收军赋，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两次变法成功，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孝公二十四年，孝公死，惠王立。公子虔等人诬其“欲反”，为惠王车裂。商鞅被杀，但其变法成果仍沿袭不变。
《商君书》是研究商鞅思想的主要资料之一。书中记载了商鞅变法的某些史实，阐述商鞅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反映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发展耕织，奖励军功，明定法令等变法主张，宣传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书中对法的起源和作用亦有所论述。
在政治上，商鞅主张“一任于法”，强调统一法令“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并以“壹刑”、“农战”等政策为其法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但他主张愚民政策，认为“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垦令》)。主张严刑峻法，认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相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饿不苛食，死不苛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商君书·画策》)。提出“以战去战”、“以杀去杀”、“以刑去刑”（同上）等治国制民之法。
在哲学上，商鞅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客观存在之物，他说：“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迫近）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辨），言至则论。”(《商君书·禁使》)商鞅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用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指出政治措施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他在关于变法的辩论中提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他还提出了“势”与“数”的重要概念，认为“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商君书·禁使》)。“势”指时势，“数”指规律。他又认为：“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商君书·画策》)所谓必然之理与必为之时势都是指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商鞅辩证发展的历史观对荀子、韩非及以后的进步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书》二十九篇，宋时已有佚失。《郡斋读书志》谓亡佚三篇，《直斋书录解题》谓亡佚一篇，今存二十四篇，另有二篇有目无文。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商君书》为商鞅后学所编定，其中大部分是商鞅的思想和言论，但也搀入了后人不少附会之辞。主要有明冯梦桢的绵眇阁刊本、程荣的《汉魏丛书》本、范钦的天一阁刊本、清孙星衍和孙冯翼校订的《问经堂丛书》本、严万里《二十二子》本等，而以后者为最佳。近人朱师辙有《商君书解诂》、高亨有《商君书注释》等。

商君书

又称“《商君》”、“《商子》”。战国商鞅及其后学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叙述商鞅变法的主张和过程，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对秦国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亦有记载。注疏本有近人高亨《商君书注释》等。

商君书shangjun shu

又称《商子》。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4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实在商鞅死后，说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书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约为战国末年商鞅后学编成。有清人严万里（即严可均）校本，近人王时润《商君书斠诠》、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等。

商君书

见 《商子》。

《商君书》

或称 《商君》 、《商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重要著作。旧题“商鞅撰” , 但有些篇目论及商鞅死后的事件。它是商鞅遗著及其后学掇拾商鞅余论而成的汇编。战国末已广为流传。该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阐述了商鞅治国方略和改革主张。变法革新是全书的主题。为此， 在思想上着重阐述了朴素的社会发展观。指出“上世亲亲而爱私， 中世上贤而说仁， 下世贵贵而尊官。” 因为“世事变而行道异” , 得出“变法以治” 的结论。重视农业、农战结合是富国强兵的基本途径， 革新的主要内容。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 王； 十人农一人居者， 强； 半农半居者， 危。”坚信只有朴实的农民才能成为英勇作战的好士兵。主张“入， 使民属于农； 出，使民一于战。”功利主义观点是商鞅制定改革政策的依据。认为每个人都“生则计利， 死者虑名。” “民之于利” 就象“水之于下”一样。要把大多数人对名利的追求， 引向农战一途。要使“利出于地” 、“名出于战” , 只有奋力于农战的人， 才能获得富和贵： 而不事农战的工商、游食之民， 则受到种种限制打击。由此又形成作者的重农抑商观点。商鞅还强调加强法治， 严刑峻法， 用专政手段保证变法革新的进行。变法革新的实质是： 要废除旧的分封制、井田制、世卿世禄制； 确立新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富国强兵， 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商君书》

书名。亦名《商君》、《商子》。系商鞅死后，由其门人弟子集商鞅及商鞅学派言论编成的一部著作。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是战国法家学派的重要著作，汉时有29篇，现存24篇。该书全面地阐述了商鞅学派的治国方略和改革主张。用发展的观点观察社会，认为社会历史经过了上、中、下三世，“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世事变而行道异”(《商君书·开塞》)，所以应当“变法以治”。书中充满功利主义思想，认为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商君书·算地》)，“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商君书·君臣》)，“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但书中并不主张放任人们追求名利，认为“民之所欲万”(《说民》)，各种各样，无穷无尽，“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算地》); 放任不管，势必造成混乱和冲突，所以国家必须使用赏罚来约束人们，运用法治，把人们追求名利的目标统一起来，书中强调：“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靳令》)，兴国要靠农战，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农战思想。主张重农重战，农战结合，采取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赏罚措施，使“利出于地，名出于战”，人们只有通过奋力农战，才能获得名利。不事农战就要受到限制、打击和惩罚。书中着力论证了重农的必要性，提出以农为本，认为诚心奋力农耕，就不患无财，也才能为进行兼并战争提供物资保证。如果地大而不垦，就等于无地。指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 半农半居者，危”。(《农战》) 在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上，书中明确把农业作为本业而把商和手工业作为末业，认为“能事本禁末者富”(《壹言》)，“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外内》)。把重本抑末作为富国的根本条件，提出了一系列重本抑末的政策措施。《商君书》 的农战思想，重本抑末思想与其法治思想是密切联系的。这些思想在当时要求建立和发展封建制度和促进农业这个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方面起了进步作用。但它同时又有片面和过于急功近利的弱点，本质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商君书

书名，也称《商子》、《商君》。 《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旧题商鞅撰，但其中有商鞅以后的作品，所以这部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写于一时之内，是商鞅及其后学著作的汇编。其基本思想是“变古”、“易常”，提倡耕战，建立专制集权政治，使秦国富强。书中也记载了秦国的一些政治与军事制度。战国后期已广为流传，对韩非影响甚大。近人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高亨的《商君书注译》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