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1630—1704

清初思想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长于吴江。顺治十四年(1657年)举人，后选长子县知县，在任内督民树桑凡八十万株，未几坐事丢官，困居吴市，生活潦倒，然著书不辍。其学术思想宗王阳明良知之学，但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而不讲“事功”，主张两者相互结合。作有《衡书》 (后易名《潜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下篇论政)，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主张经济上“富民”。认为“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潜书·考功》)又说“尧舜之道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彘是也。(《潜书·宗孟》)

唐甄(1630—1704)

明末清初达州（今属四川）人。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唐阶泰子，王闻远岳父。清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举人。康熙十年(1671 年)选授山西长子知县，教民养蚕植桑，任十月称名宦。因逃人事罣误罢职为民，归居吴江，徙居苏州。曾经商为牙客，后贫居授徒著述。与魏禧、曾灿、杨宾、何焯等友。性刚直伉爽。少能歌诗，不喜吴人文宗韩、欧、诗宗苏、陆之习，谓文风儒弱。唯读秦汉书，著述不袭古，力主自立超逸。博通实学，综贯经史，嗜古不拘师说，主张维新达变，以经世为旨归。晚年与昆山蔡方炳讲道，宗王阳明良知之学，为时推重称名儒，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四大启蒙思想家。卒葬于苏州虎丘戴家浜。著有《潜书》《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圃亭集》等。

唐甄1630—1704

清初思想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县人。曾任山西长子知县，后靠经商和讲学维持生计。以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而著称。主要著作《潜书》。政治上反对忠、孝、仁、义等封建礼教，指责它们“可致人于死”，得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大胆结论。强调法治的重要作用，认为“国中无法，虽众不一，其主可虏”。主张刑罚的运用应准确适中，“刑罚中，则百姓安”，执法者不应凭个人的好恶断狱。提倡“省刑轻杖”，反对重刑、滥刑。尤其强调善为政者应“刑先于贵，后于贱”，“刑自贵始”，应首先对统治阶级中的违法者加以制裁。

唐甄1630—1704

清初思想家。初名大陶，字铸，号圃亭。四川达州 （今四川达县）人。曾作过知县，因与上司不合，被革除职务。晚年寓江南，靠讲学著文维持生计。他以勇猛抨击君主专制著称。他反对神化皇帝，指出皇帝是人不是神，认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他揭露历代封建皇帝的罪恶，认为“自秦汉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他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国中无法，虽众不一，其主可虏；军中无法，虽勇不齐，其将可擒”。他强调执法的重要性，认为“令行则治”，“刑罚中，则百姓安”，“令不行则不治”，“刑罚不中，则百姓不安”。为保证法律的权威性，他主张 “刑先于贵，后于贱； 重于贵，轻于贱； 密于贵，疏于贱；决于贵，假于贱”。(《潜书·权实》)。并要求“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他还继承了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提出了以德统刑，废除酷法的要求。他的著作主要有《潜书》99篇。

唐甄1630—1704

中国清初思想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祖籍浙江，世代为官不绝。28岁举于乡，会试不第，42岁时出任山西长子县令，然仅“十月而革为民”(《潜书·守贱》)。后转而治学，家道亦日落。困于田薄赋重，弃农从商，失败后转而为牙人（经纪人），又为客商污告窃金，“器物鬻尽，无以偿之”(《恒说》)。晚年开馆授徒，穷困潦倒而卒。伦理思想上，主张性德、性才、性功相统一的人性观。认为人性不能仅是个人内在的道德本性，亦应在社会生活中获其现实性。性德只有通过性才转化为性功，才使人性获得完满的实现。而离开才和功讲尽性，只能是“徒抱空性，终于自废”(《性才》)。并由此提出“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宗孟》)。要求“尽仁，必能育天下”；“尽义，必能裁天下”；“尽礼，必能匡天下”；“尽智，必能照天下”(《性才》)。进而明确主张“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有为》)。强调一切“善施”、“善政”都必须“从人”、“救民”，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否则“贤而不致于用，吾见其不瓦砾若也”(《贞隐》)。提倡君子应愤发自强，“志任天下”(《思愤》)。在人伦关系方面，则力倡以平等为原则，处理人们之间的一切道德伦常关系。认为“平”是“天地之道”，亦是人生权利，故“不平则倾”。并由此而提出“五伦百姓，非恕不行”(《夫妇》)的伦理命题。主张在君主与臣民关系中，要抑“天子之尊”。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抑尊》)，故天子亦应视自己为普通人，要容许臣民“攻君之过”（同上书），要礼贤下士，“处身如农夫”。在父子关系中，要对上不重父轻母，对下不重子轻女；在朋友关系中，要讲诚挚；在兄弟关系中，要讲和顺；在夫妻关系中，要讲“敬且和”。强调民本主义，指出“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考功》)，“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
(《明鉴》)抨击君主专制：“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认为忠孝仁义都可“成崇”，“致人于死”。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批判。唐甄的伦理思想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的道德要求，闪烁着启蒙思想的光辉。著作有《潜书》等。

唐甄1630～1704

明末清初思想家。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明达州 （今达县） 人。清顺治十四年 (1657年) 举人，任山西长子县令，有善政，未满年即因事去官。嗣充当商 “牙”，晚年流寓江南，历经坎坷。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不讲事功，认为心性和事功是互为表里的，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指出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贱也”。对封建道德进行了控诉。在经济上主张富民。著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和《衡书》79篇 (后改为《潜书》)，又有《潜文》、《潜诗》、日记等并传于世。

126 唐甄1630—1704

清思想家。字铸万，号圃亭，初名大陶，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人。顺治举人，任山西长子县令。未几，丢官。主张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君主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认为自秦以来“帝王者，皆贼也”；对封建君臣关系持否定态度，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反对重男轻女。主张“民惟邦本”，实行富民政策，反对“虐取于民”，强调安民于田，安贾于市。著有 《潜书》。

唐甄1630—1704

清初思想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亮。四川达州（今达县）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学宗阳明良知之说，但重视事功，主张事功为心性修养的表现，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制度，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认为忠孝仁义之说“致人于死”，切不可强而行之。著作有《衡书》，又称《潜书》。

潜书／潜书／潜书／潜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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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1630—1704

初名大陶，字铸万，改名甄，号圃亭，达州（今四川达县）人。顺治举人。曾任知县，与长官不合，十个月即罢官。后居苏州，一意著述。为文多为社会贫富不均抱不平，学术思想上则反对宋儒的只讲心性不谈事功。是清初进步思想家。著有《圃亭集》及《潜书》。

唐甄1630—1704

原名大陶，字铸万，四川达州人，著有《潜书》等。唐甄曾为知县和小地主，后落为小商人，其思想多城市平民意识。“富民”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他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潜书·存言》) 指责当时的“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 （同上） 认为统治者只有“竭君臣之耳目心思，并注之于匹夫匹妇”（同上），以富为功，才能称仁政、善政。他开列的致富之术，除了重农桑，田地不荒芜，还有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对牧羊、育豕、饲鹜、缫丝、织席等”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 (同上书，《富民》) 的活动特别重视，还把传统的仕、农、工、商的位序改为农、工、商、仕。同时，还提出了听民自利求富的观点，他说：“海内之材，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人，而财不可胜用矣。” (同上书，《富民》) 反映出他具有较浓的市民思想色彩。

唐甄1630～1704Tang Zhen

scholar and proser of the Qing Dynasty. Works: Narrating Accounts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etc.

唐甄1630—1704

清初思想家。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人。反对宋儒空谈心性， 不讲事功，认为“事功”出于“心性”的修养， “心性”修养应表现“事功”，抨击君主专制，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潜书·室语》)。还提出“忠孝仁义诸道德都可以致人于死，都可以成祟”的论点。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后改名《潜书》。

唐甄1630—1704

清初思想家。字铸万，号圃亭，原名大陶。四川达州（今达县）人。顺治举人。选山西长子知县。未几，以逃人诖误去官。生活屡困，但著述不辍。所著《衡书》，志在权衡天下，因连蹇不遇，遂更名《潜书》。该书认为国家的一切罪恶，皆归咎于帝王， “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否定封建伦理关系，认为人都是平等的。反对重男轻女行为，声称自己生女必抱而庙见。针对社会穷困状况，提出了许多富民主张。值得注意的是，把商贾与农业相提并论，主张“农安于田，贾安于市”。晚年，信奉王阳明学，在《潜书》的“宗孟”、 “法王”两篇中，论之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