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律合编

书名。清代薛允升著，三十卷。书前有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七年(1891—1901)间著者序和1922年徐世昌序，1922年徐世昌得耕堂刊印。另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五册。薛允升系咸丰六年(1856)进士，曾任刑部主事、饶州知府、山西按察使、山东省政使、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刑部尚书，著有汉律辑存、读例存疑、服制备考等书。本书将光绪十七年(1891)沈家本重刊的唐律疏议和隆庆元年(1516)陈省刊印的明律合编为三十卷，每卷以时代先后为序，先列唐律条文，再列明律相应的条文，并附有唐、明两代有关的令和条例。编者分析唐明律的宽严得失，扬唐律而贬明律，在论证中广泛引用了《大明律集解附例》中雷梦麟《读律琐言》、杨简之《明律集解》、陆东之《读律管见》、王肯堂《律例笺释》、王明德《读律佩觿》、沈之奇《明律辑注》、夏敬一《读律示掌》等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该书是一部较有影响的律学著作。

唐明律合编

书名。清代薛元升编著，共30卷，是一部对唐律和明律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编者前后任清代刑官近四十年，精于律学，为清代末年的著名律学家。薛元升在本书例言中说： 唐律“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审慎周详而后成书，绝无偏倚踳驳之弊”，其于律义的表述，“事理炳然，若网在纲，若农之有畔。”薛元升认为明代修订法律时，名为遵循唐律，实际上进行窜改，致使唐律面目全非，名存实亡。因此有必要将唐律和明律汇编在一起，对彼此参差、轻重不同的地方，逐条疏证，以便让后人了解其间的得失，吸取教训。从《唐明律合编》全书看，贯串了推崇唐律批评明律的思想。本书在编次上以时代先后为序，每卷仍按原有名目，先列唐律条文，再列明律，还附有唐、明两代有关的令和条例，以分析律文源流，比较宽严，论其得失。本书在论证中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雷梦麟的《读律琐言》、陆柬之的《读律管见》、清王明德的《读律佩觿》、明王肯堂的《律例笺释》、沈之奇的《明律辑注》、夏敬一的《读律示掌》等，引用颇多。这部书刊行后曾有过几种版本，现今所见，较好的为1922年徐世昌校刊的退耕堂本。是研究唐律和明律的重要资料。

188 唐明律合编

清代的一部用比较方法研究唐律和明律的重要著作。作者薛允升。30卷。全书贯穿了扬唐抑明的思想，推崇唐律“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审慎周详，绝无编倚踳驳之弊”，其于律义的表述，则“事理炳然，若网在纲”。批评明律之修订名为遵循唐律，实则多所窜改，致使唐律面目全非，名存实亡。在编次顺序上，以明律先后为序，每卷按原有篇目，先列唐律条文，再列明律条文，并附列唐、明两代有关令和例，以分析源流，比较得失。本书曾有多种版本行世，较好者为1922年由徐世昌校刊之退耕堂本。

唐明律合编

清代比较法学著作。三十卷。清薛允升著。薛允升(1820—1901)，字云阶，又字克猷。陕西长安（今西安）人。咸丰进士，历任山西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署漕运总督和刑部尚书等职。博览群书，精通律学，著有《读例存疑》、《汉律辑存》、《薛大司寇遗集》等。
《大明律》颁行于洪武三十年(1397)，距《唐律》施行已有七百余年，其间异同，足见一时刑政宽猛得失。此书将两者汇为一编，于《唐律》各律条后，罗列《大明律》中的相应律条，加以比较评论。认为两者不仅篇目、律条数不同，在编纂体例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大明律》之体例多仿自《元典章》，其七篇篇名除《名例律》与《唐律》相同外，余则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在内容上，《大明律》在惩治贼盗帑项钱粮等犯罪方面用刑重于《唐律》，处罚触犯一般典礼及风俗教化等犯罪方面用刑则较轻。如《唐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大明律》的用刑及其范围均严于《唐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父母、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卷十七》)《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而《大明律》的用刑则轻于这一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卷十二》)作者在比较后认为，“《唐律》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审慎周详，而后成书，绝无偏倚踳驳之弊”，故“《唐律》为最善”。《大明律》则是轻其所轻，重其所重。它“虽因于唐，而删改过多，意欲求胜于《唐律》，而不知其相去远甚也”(《例言》)。《唐明律合编》的比较研究，有便于人们对唐、明两律以及中国法制发展的了解。故徐世昌在《序》中称其“取唐、明律之彼此参差、轻重互异者，逐条疏证，以类相从”，“可识律之为用”。但此书仅对唐、明两律的法条进行比较，忽视了产生《大明律》的历史条件，未把它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考查，这是一大缺陷。法律是一种适时性很强的统治工具，社会情况的变化会很快引起内容的变更。明与唐相隔数百年，社会情况也为之大变，因此，《大明律》与《唐律》在内容上相比是轻其所轻，重其所重，而与明代当时的社会情况相比，就不能简单认为是这样了。
有1922年徐世昌校刊的退耕堂本。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将《唐明律合编》编入《万有文库》。197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次印行，分上、中、下三册。

唐明律合编

中国较早的对唐律和明律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清薛允升著。共八册三十卷，通过对唐明律逐条比较研究，探讨了犯罪的根源、法律的产生、法和道德的关系、唐明律的宽猛得失。对研究唐律和明律、了解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