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籍的版本

按照版本学通例，词籍可分为“善本”和“普通本”两种，藏书单位对二者是分别编目的。善本有精善和罕见两种含义，在版本学上更注重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以无论现代的照相影印本多么逼真，胜过清代的手工影抄本，它也只能是“普通本”，而后者却可以归入“善本”。唐宋词籍的“善本”包括清乾隆以前的刻本，清代及清以前的抄本和稿本，以及经过名人批校的本子。
善本词籍不仅罕见，由于它们年代比普通本早，往往内容更为接近作品的原貌，文字较胜，错漏较少。而普通本中，除珂罗版影印本以外，往往有意无意地增加了许多失真之处。连石版影印本也往往有因修版造成的讹谬，至于刻印、排印的本子，更会有误刻、误排之处。如果用善本加以校勘，总会有收获，甚至有意外的发现，这是不可不知的。因此本编著录版本时详于善本，晚近重抄后石印和铅印的本子则不一定求全求备。
本编详于词籍专书的版本。附词的诗文集的版本往往较多，本编选录善本，通行易见的本子择要列举一二为例。有若干种明刻本时，有时一一分述，有时则概括为“明刻本”，不再分析；清刻本及抄本同样处理。然而有一些诗文集是四库馆从《永乐大典》重辑的本子，以四库馆（或翰林院）中的抄本的文字最为可靠。经过四库馆中人员校订后收入《四库全书》的本子多少会有删改，有失真面。所以校勘学者相当重视四库馆原抄本以及出自它们的传抄本。本编对于这些诗文集特别注明源出《永乐大典》，并详列清代翰林院抄本及各种清抄本的藏书所在。
对于本编未列为条目的丛编合集，涉及到它们的版本时，随文简注；只有一种版本者不注。《四库全书》现存四部抄本：文津阁本在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在甘肃图书馆，文澜阁补抄本在浙江图书馆；文渊阁正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近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已全部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以缩印出版。于此说明，文中各条目下不再加注。但曾收入民国23年至24年(1934—1935)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文渊阁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的，本编仍然注出。
本编所注版本以现有传本者为限，见于文献但目前存佚不明者不收。罕见的本子注明藏书处所。民国以前印制或抄写的本子详录；民国以后的以重要的刻印本、校订整理本和影印古本者为限。清末以来的石印本和铅印本往往多次重印，本编仅注概括的时间或者初版时间。
不同的版本之间内容往往有差异，限于篇幅，本编一律不加说明，仅在排版可能的前提下用标点符号对版本源流略作标识：不同的本子之间有传抄、翻印等同源关系时，以逗号或分号隔开(逗号和分号并现时，逗号表示的关系近于分号)；关系较远或难以遽定者，以句号隔开或分条另列。别集条目的排列也遵循这种原则。
清代以来翻印词集往往说明版本来源，例如《彊村丛书》的总目中一一注明所用的底本，跟书中的跋语合看，可以了解所收各书的版本。善本词籍中，除传世较多的以外，本编都注明藏书处，可以查阅有关单位的藏书目录。此外，还可以利用历代的藏书题识和过眼记录。北京图书馆的一些善本词籍曾是“士礼居”和“南瞿北杨”的珍藏，在黄丕烈的题跋集录(如缪荃孙等辑的《荛圃藏书题识》等)、瞿镛所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杨绍和所撰《楹书隅录》中可以看到它们的题跋。南京图书馆的善本词籍大都来自丁氏善本书室，可以在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寻找它们的踪迹。报刊之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例如现藏北京图书馆、由毛扆等校勘名家据旧本手校的汲古阁刻《宋名家词》是迄今仍未印行的词林要籍，其校勘题跋则可在郦承铨的“愿堂读书记”(载于1934年1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1期)中看到。
国外和港台藏书本编一般未收，但个别重要的本子，以及词学界曾有所知而现在必须提供新信息以便了解其下落的，本编已酌情注出。
本编中经常提到的藏书处概用简记，例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