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音乐

隋唐时代，艺术的各个门类(音乐、舞蹈、曲艺、戏剧、美术、书法等)，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种情况主要是依靠两个条件而产生的：一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洽，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条件的变化，概括出隋唐音乐发展的三个要点。
一、新俗乐的兴起和曲子的繁盛。
新俗乐同清乐的主要差别，体现为来自乐器、乐曲、表演形式等方面的中、西亚音乐特征的加入。就以乐器来说，加入了琵琶、筚篥、横笛、竖箜篌、铜钹、铜角、铜鼓等，其中十之八九是打击乐器和节奏乐器。这就使新俗乐一改过去那种清雅舒徐的风格，而是出现热烈奔放的新面貌。又由于新加入的乐曲多半是节奏急促的舞曲，新加入的表演形式多半是富有杂技风格的散乐形式，故隋唐新俗乐拥有了讲求歌、乐、舞统一的新特征，成为节奏鲜明曲体规范的音乐。
西域音乐的传入，也伴随了许多文化现象。例如输入了歌场风俗，输入了作为战利品的歌舞仗以及作为商品的乐工。这种情况便刺激了民间音乐家事业的发展。在乐工歌妓的参与下，大批汉地民歌同外来风尚结合，转化成以节奏鲜明、曲体规范为特征的曲子。在盛唐时候成书的《教坊记》中，记录了这样的曲子三百多曲。这正是新俗乐充分发展的标志。
二、对胡乐的吸收、改造和新大曲的产生。
以西域音乐为主的非汉地音乐，被当时人称作“胡乐”或“夷乐”。胡乐入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汉地音乐对它加以吸收改造的过程。
上述过程，在盛唐时达到了高峰。在汉地民歌大批地改编为乐曲、西北边境输入几批“胡部新声”的背景下，开元、天宝年间发生了这样几个事件：(1)开元初，制定二部伎。用新俗乐性质的大型乐舞，取代了十部伎中未加改造的各种胡乐舞。(2)开元初，建立梨园法部，把来自胡乐、清乐和新俗乐的各种优秀歌舞曲改造成为以汉族风格为主体的器乐性乐曲。(3)开元十四年（一说天宝十三年），按照唐玄宗的谕旨，宫廷乐工把胡部乐器同原来的汉乐器合并，共同演奏道调、法曲和边地新乐曲。(4)天宝十三年，宫廷音乐机关将所掌管的乐曲曲名铭刻于石，公布于众。所刻曲调共二百一十五曲，其中有五十多支胡乐曲改用汉族名称。这是对胡乐曲的改造初步完成的一个标志。
正是在上述改名事件中，由西凉都督杨敬述进献的《婆罗门曲》改成了《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作为法曲，曾经被汉乐化；作为大曲，又曾被加上一段汉族乐曲作为散序。这支曲调的变迁反映了汉乐对胡乐进行改造的一般情况，同时反映了新大曲产生的一个典型过程。或者说：很多大曲，当它们组合为慢节奏乐曲和快节奏舞曲的叠加的时候，它们实际上组合起了汉族乐曲和胡地乐曲。《教坊记》所记录的四十六支大曲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三、音乐重心的南移和饮妓艺术的繁荣
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以后，音乐重心逐渐南移。其政治经济的基础主要有三：一是地方政权的力量逐渐加强；二是长江流域的经济相对繁荣；三是土地兼并和商业发展造成买卖奴婢的风气逐渐兴盛。因此，它突出表现为妓女阶层社会化。过去只见于宫廷的艺妓团体，这时以“营妓”的名义出现在各个节度使幕；以“州妓”、“郡妓”、“府妓”的名义出现在各级地方政权机关；过去奴婢的来源主要是俘虏、籍没和皇帝赏赐，这时则来源于买卖，使私家蓄妓成为风气。以“饮妓”、“酒妓”为名的商业性妓女，于是取代掖庭妓、教坊妓而成为新的艺术力量。
上述妓女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酒筵，她们主要服务于各级官吏和中下层文人。她们以小舞和小唱为主要表演内容，这样就造成了曲子歌舞在中晚唐的兴盛。当曲子歌舞同酒筵游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类似于击鼓传花游戏的“抛打歌舞”、类似于交际舞的“打令歌舞”、类似酒令诗的“著辞”，便成为新的特色性的音乐品种。此外，饮妓使大批南方民歌得到改造和流传，唐代音乐风格于是在中晚唐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初。唐末正式结集的《尊前集》、《花间集》，实际上是饮妓艺术的文学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