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外传

 哲学著作。七卷。明清间王夫之撰。成书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撰者事迹参见“《船山遗书》”条)
 该书前四卷论六十四卦，以卦名为段进行解释和发挥。第五、六卷论《系辞》,共十二章，第七卷论《说卦》、《序卦》和《杂卦》。共一百四十五论。
 《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本是一部占筮书，但它的内容也保存了古代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以及对辩证发展的理解。自古以来说《易》者甚多，观点各异，有许多不合撰者己意之处。因此王夫之借以对《易》的论述，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所谓“外传”即阐发其言外之意，表论“周易”、实论“社会”。
 一、该书对“乾”、“坤”的解释。该书对“乾”的论述，主要阐发“道”、“德”、“性善”等论点。他说：“道者，天地精粹之用，与天地并行而未有先后者也。”他认为，道是天地之精粹，与天地同时存在，无所谓谁先谁后。“天体道以为行，则建而乾，地体道以为势则顺而坤，无有先之者。体道之全，而行与势各有其德，无始混而后分矣。”“故圣人见道之有在于六阳者，而知其为乾之德。知其德为乾，则择而执之以利用，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也。撰者还借以指责秦、宋社会的政治：“三代以下，忌穷而悔，所以处亢者失其正也。而莫灾于秦、宋之季。秦祚短于再传，宋宝沦于非矣。”该书论“坤”卦，反对阴之干阳，书中说：“宫中无二圣之称，则武曌不能移唐。燕、云无借师之约，则完颜、蒙古不能蚀宋。阴之干阳，何有不自阴假之哉！辨之早者，自明于夫妇，君臣、夷夏之分数，自尽焉而不能相为假也。”
 二、《周易》系辞有“易有太极，易生两代，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语。该书认为，“极”是指宇宙间的对立、统一规律，如事物的性与情，始与终，体与用等许多相反相成的现象，都说明这个规律。书中说：“是故性情相需者也，始终相成者也，体用相函者也。性以发情，情以充性，始以肇终，终以集始；体以致用，用以备体……六者异撰而同有，同有而无不至。至则‘极’,无不至，则‘太极’矣”。该书认为，易之有太极，是“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即太极是宇宙间所固有的普遍规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有之则生，同有之则具生矣。故曰‘是生’。‘是生’者立于此而生，非待推于彼而生之。”这里把“四象”和八卦解释为世界生生不息的万物，这些物质均是在“对立、统一”规律下产生和发展的，并不是在这之外的什么动力使之发展的。
 三、该书对《易》书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道”、“器”关系作了如下的阐述：它指出“器”指具体事物，“道”指事物的运动规律和原理。提出了“天下唯器”,“道不离器”的命题。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具体的存在，“道在器中”,“道者器之道”,没有器便无道，“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天下无象外之道”。他认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形而上的东西也是有形的，有形之后才有形而上，形而上的道，存于形而下的器中。由此该书提出“治器”、“尽器”、“审器”几个概念。该理论批评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在气先、道本器末、道决定器的观点。
 四、该书借《易》中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命题，阐述了物质世界永恒运动的观点。该书认为，“太虚”为气，是指世界的物质本源，它自身是永恒运动着的，这种运动构成了无穷无尽的物质世界，并流行不息，古今相继。书中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与入动，不息不滞。”又说：“天地之间，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故曰：‘天地之德曰生。’自虚而实，来也，自实而虚，往也。来可见，往不可见。来实为今，往虚为古。”
 五、该书中还阐发了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思想。书中说：“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也，求之于万物，无有也；反而求之于心，抑未谂其必然也。”从中看到，一切统一体中的矛盾、对立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天地、阴阳、上下、高低、进退的界限，都具有相对性。人们可以从事物的对立中把握统一、认识事物。“君子乐观其反”,“不畏其争”而利用之。
 该书吸收了《周易》哲学中的合理部分(撰者是这样认为的)对《周易》的体系作了部分改造，并结合了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解，对《周易》思想内容作了重要的发展。在我国的哲学史、思想史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书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收入王世佺辑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王船山遗书》、清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江宁节署补刻本《王船山遗书》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的《船山遗书》也将其收入。一九七七年中华书局单行本《周易外传》为最好版本。

周易外传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凡7卷。1—4卷论六十四卦，5—6卷论《系辞传》，7卷论《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是一部借论述《周易》来阐发哲理和抒发政治抱负之作。清顺治12年(1655年)成书于湖南晋宁山寺，后收入《船山遗书》。1962年和1977年中华书局两次点校出版单行本。书中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提出“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复》)。反映在伦理思想上，亦认为自我是道德行为的主体，道德关系是一种以我为核心的向外辐射关系。“以我为子而乃有父，以我为臣而乃有君，以我为己而乃有人，以我为人而乃有物，则亦以我为人而乃有天地。”(《咸》)故离开了自我，道德也就不存在了。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珍其生”的思想。“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临一》)认为以生命为虚妄也必然会导致以道德为虚妄。“贱形必贱情，贱情必贱生。贱生必贱仁义”(《无妄》)。但同时认为珍生并非贪生，应“哀死而不必患死”（同上书）。在性情、理欲问题上，强调它们之间的统一。指出性不离情，情是性的表现，“是故性情相需者也……性以发情，情以充性”(《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而理亦不离欲，“有欲斯有理”(《复》)，“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屯一》)。强调对情欲只能去其不正，而不能统统去掉，“夫功名之与情欲，毋亦去其不正者而止，岂心复然高蹈，并其得正者而拒之哉？”(《艮一》)在性善恶问题上，则承继并改造了《易传》的“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想。认为人性既本于天道之善，又是天人授受的过程，提出“继善成性”在于“继”，“继之则善矣，不继，则不善矣。天无所不继，故善不穷；人有所不继，则恶兴焉。” (《周易外传》卷五)强调“继”与“不继”在于是否发挥了“作圣之功”（同上书）即能动性。

周易外传

清代阐发易理的哲学著作。七卷。明清之际王夫之(生平见《张子正蒙注》条)著。《周易外传》前四卷分论六十四卦，卷五、卷六论《系辞传》，末卷论《说卦传》、《杂卦传》。全书一百三十余篇，一百四十五论。主旨在于借论述《周易》研讨哲理和抒发政治抱负。
《周易外传》论证了世界统一于物质实体，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系辞上传十二章》)，即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就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从客观存在来说，形而上的“道”不能离开具体形体而独立存在，根本不存在在形器之先的“道”，形上形下之间没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看，原理、规律是从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得来的，是先有具体事物，后有抽象观念。认为“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同上），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的活动，通上下古今万物之变，都找不到无形之上的独立的精神本体的存在。
驳斥了“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传统观点，肯定阴阳之外无太极，太极是阴阳对立统一的总体，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根源于事物的内部矛盾。把阴阳动静看作是物质世界的自我运动所固有内部开展，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抟造无心，势不能各保其固然，亦无待其固然而后可以生也。”（卷六）否定了外因论。在动静关系上，否定宇宙有“废然无动”之静，肯定了动是绝对的、永恒的，而静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动静是可以互相渗透、相互转化的，“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卷四）。在宇宙发展观上，把变化发展的形式分为“内成”和“外生”。“内成”即事物在物质基础上的量的变化，其特点是“内成、通而自成”，事物的质虽时时有微小的变化，但其本质未发生变化，属于“质日代而形如一”的状态；而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终归于“散灭”，化为别的事物，这就是“外生”，其特点是“外生，变而生彼”（卷五），指出宇宙时空无限；万物氤氲化生，内成外生，日新不已，“前此之未有，今日之繁然而皆备”（卷四）。
论述了朴素辩证法的矛盾观，认为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本质关系一方面是“一分为二”即双方“相峙而并立”，“判然各为一物，其性情、才质、功效，皆不可强之而同”(卷一、卷五)；另一方面是“合二为一”即两者“相倚而不相离”（卷五），故用“氤氲”一词来形容两者“交相入而包孕以运动之貌”（卷六）。认为矛盾双方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双重关系也不可割裂，“其理并行而不相拂”，“合二以一者，即分一为二之固有”（卷五），重视矛盾双方的对立同一性，强调事物“相因非相反”，“相承而无不可通”的关系，反对把对立的界限划得太死而割裂双方的联系，使“万物之性命分崩离析，终无和顺之情”（卷七）。并进一步提出“反者有不反者存”，“君子乐观其反者”，“不畏其争”的命题，认为相反者之间有不相反的同一性，提倡从“殊流”中看到共同的源头，从“众响”中听到和谐的乐章，从差别、矛盾、对立中认识和掌握统一。还阐述了对立双方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则，认为世界上没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尊与卑、上与下、是与非、存与亡，皆可相互转化，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局。人们不应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的对立面。
认识论上，把学习和思维看作是辩证的运动。认为学习、认识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想是在不断运动中发展的，通过逐步深入的考察，现象从本质得到说明，“思得于永，微显相次而显察于微”(《系辞上传五章》)，民族文化也是靠积累以形成传统的。与理学家“主静”说相反，书中主张要在运动中发展人的知识、才能，在实践中培养人的德性，“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震卦》)。
在逻辑学上，以唯物主义为前提，论述了名与实、言与意、象与道的统一。指出“道”内在于“器”，而“言”、“象”是通过摹写，辨别器物来得道之“意”，故“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系辞下传第三章》)。在名与实的关系上，认为实为第一性，名为第二性，主张在知实的基础上做到名实统一，反对只从概念出发，执着一偏之见并强加于现实的先验论的方法。认为“名”构成的判断都具有相对性，任何判断本身都包涵着否定的因素，“天尊于上，而天入地中，无深不察；地卑于下，而升天际，无高不彻；其界不可得而剖也……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说卦传》)。关于推理，认为只要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再根据规律来推理，那么推出的论断必然符合“生理”，进一步根据“生理”便可推行仁义道德，“因事物而得理，推理而合于生，因生而得仁，因仁而得义，因仁义而得礼乐刑政”(《无妄》)。书中既反对片面的“分析而各一之”，也反对片面的“抟聚而合一”，主张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指出：“盖阴阳者，终不如斧之斯薪，已分而不可合；沟之疏水，已去而不可回。”(《说卦传》)认为只有在分辨五音、五色、五味的基础上再进行协调、配合、参和才能得到悦耳的音乐、美观的色彩和可口的味道。主张把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统一起来，形成灵活、生动的概念以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对程朱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和陆王的相对主义的诡辩术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历史观方面，认为历史是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各个历史时代都有其特殊规律，指出：“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系辞上传》)
人性论上，进一步发挥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用“继”来说明“天人之际”：天有良能，天之良能不断地赋予人，成为人之“生理”。人之“生理”即性，是从天那里继承来的，即是自然的赋予，也是人自强不息的结果。所以“继”既是指“天人相绍”的自然过程，也是指人“自继以善无绝继”(《系辞上传》)的“作圣之功”。人虽不能占有“一阴一阳”的天道，但可以认识它并与之合一。人只有在“继”字上用功，不断地择善摒恶，才能与天合一（成圣）。主张“性善”说，否定性三品说、性恶说和无善无恶说。
收入《船山遗书》。1962年中华书局据金陵《船山遗书》刻本，参照王嘉恺抄本，太平洋书店排印本对勘，并校点、分段，出版了单行本，1977年又修订重排出版。

周易外传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七卷。卷一至卷四论六十四卦，卷五卷六论《系辞传》，卷七论《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全书分为一百四十五论，借论述《周易》研讨哲理，抒发政治抱负。成书于清顺治年间湖南晋宁山寺。提出“天下唯器而已矣”，“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等命题，强调“推故而别致其新”的观点。后收入《船山遗书》，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

周易外传

❶ 七卷。清王夫之 (生平事迹详见《周易稗疏》条)撰。其所著《周易内传发例》中称，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乙未为顺治十二年(1655)。自谓“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其时，王夫之从永明王偏居广西，权臣恣横，夫之以学易明其志。今存《船山遗书》本。
❷ 四卷。清卢金镜撰。金镜字药墅，号秋水，江西武宁人，岁贡生。其说易皆援引史事，末以易辞证之，略如韩诗外传篇，故亦名为《周易外传》。然此书所引易辞与事不伦不类，多附会之说，甚不足据。今姑存目于此，不足重也。今存乾隆刊本。

周易外传

易学著作。王夫之撰。成书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哲学思想。(1)对“道器”、“象道”、“体用”等范畴作了唯物主义分析。认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 “无其器则无其道。” （卷五） 道与象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而是体用关系，“象外无道” （卷六）。(2) 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与运动。“物物相依”，“可依者有也”，任何事物都要凭借一定条件才能存在，这种条件性说明了事物之间的互相依赖和普遍联系，它们是客观存在的，“皆无妄而不可谓之妄” （卷二）。事物之间的联系是自身运动的结果： “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卷六） (3) 强调 “珍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 （卷二） 珍生的目的在于“延天以佑人” （卷五），即把握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收入《船山遗书》，岳麓书社新版《船山全书》编入第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