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之争

战国时期各家围绕名实关系问题展开的一场论争，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节时期，到处都在除旧布新，使得反映旧制度、旧事物的“名”同才出现的新制度、新事物的“实”之间，或反映新制度、新事物的“名”同旧制度、旧事物的“实”之间出现矛盾，产生所谓“名实相怨久矣”的现象。早在春秋末和战国初就有孔子和墨子之间的争论。孔子主张循名责实，企图用“正名”的方法巩固等级制度：“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墨翟针对孔丘的“正名说”提出了“取实予名”、“以名举实”的思想。所谓取实予名，就是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给予相称的名称。墨翟明确地把名实关系作为哲学问题提出来，认为名与实是既区别又统一的，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依存于“实”的，是第二性的。他还强调通过实际行动来对各种言论进行检验，“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战国时期，名实争论形成一种思潮。名家有两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着重分析感觉和概念，区分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强调概念之间的差异和独立性；有“白马非马”，“牛羊五足，鸡三足”(《公孙龙子·通变论》)等命题。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异同”派认为一切差别和对立都是相对的，一切概念都是可变的、灵活的；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等10个命题。后期墨家主张“以名举实”，认为名必须反映客观事物的实际内容。既反对惠施派的“合”，也反对公孙龙派的“离”，而主张尽可能作出全面分析，说明名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事物有共同点，也有相异点，有不同种类的“同”，“异”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事物的相同和相异点进行分析就可以认识事物的特征。在名实关系上，荀况确认“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主张“制名以指实”(《荀子》)认为名称和概念是用来说明客观事物的。“实”是客观存在，“名”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用以表达、交流思想，巩固社会秩序的。可见“名”是由“实”派生出来的。荀况指出“名无固宜”，“名无固实”，什么样的“实”用什么样的“名”才适宜；什么“名”代表什么“实”并非是一开始就固定的。但是“名有固善”，有本来就很恰当的好名称来说明每一事物。据此，荀况提出了“稽实定数”的原则，就是要考察事物的本质，据以确定事物的名称。荀况的思想不仅是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理论上批判了春秋以来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是对先秦名实关系争论的批判总结。百家争鸣中，各家普遍重视名实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名实观，并涉及概念、判断、推理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