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1904—1980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生于神户市。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科毕业。师事狩野直喜。聆听了其学风严谨的元曲讲授。由于重视虚构文学的西欧文学研究的影响，戏曲研究在当时是一门引人注目的新领域的学问。在中国留学后，就职于东方文化研究所。编制了《尚书正义》的定稿本，并完成日译。1947年，继青木正儿之后任京都大学教授。1939年，与青木正儿、入矢义高、田中谦二、魏敷训开始合作研究元曲。在《东方学报》(1940—1942)上连载《读元曲选记》。在谈到改编、研究〔中吕粉蝶见〕一套的情形时，写道：“〔剔银灯〕读得来隔靴痒挠，谨向专家请教，恰便似大家同上蚰蜒道，闷葫芦怎得开交，头频侧手屡摇，谢不敏某未学。”前后长达八年的研究成果后来加以整理，冠名《元曲选释》(全四第一集，1951)出版。以《元杂剧研究》(1948，岩波书店)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此书由郑清茂译成中文出版(1960，台北艺文印书馆)。吉川以清代经学为其文学研究的基础，推崇十八世纪的段玉裁、钱大昕等古典语言学、古代史学的方法。其精密的解释和以渊博的知识为基础的新颖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不仅给中国文学研究家，而且给其他领域的学者留下了极大的影响。著作有《元曲金钱记》、《元曲酷寒亭》、《元杂剧研究》等多种。所有著作都收录在《吉川幸次郎全集》(共二十二卷，补遗四卷，筑摩书房出版)中。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日本汉学家。生于日本神户。1924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28年赴北京留学三年；1947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同年以《元杂剧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他年青时即潜心研究中国文学，终生不渝，著述宏富。1973年，有《吉川幸次郎全集》（筑摩书房版）二十四卷行世。所论以诗文、文论为主，也涉及戏曲、小说。其《中国文学与社会》、《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以及《唐代的诗与散文》、《新唐诗选》、《元明诗概论》等著作，研深辨详，颇多真知灼见。他喜爱《诗经》，认为其文学价值尚待进一步发掘。他对唐诗着力甚勤，杜甫研究尤精，撰有多种有关杜甫的专题论著，并有遗著《杜甫诗注》十卷。他指出，杜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诗人正确认识生活，不懈追求和谐与美好的世界；而杜诗的笔法，既缜密精确，又超越俗常，使人感到诗中深蕴某种比喻与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其学术研究并未局限于中国文学本身，他常常思考如何根据中国文学的地域性特点，来研讨有关世界文学一般规律的问题。吉川氏享有世界声誉，其部分著作不仅译成了中文，而且译成了西文(如华兹生所译《宋诗导论》)，他还曾多次赴中国、美国和苏联访学或参加研讨会，在国际上交往甚广。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吉川幸次郎1904年出生于神户市，1924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28年赴北京留学三年，1931年任职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8年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7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同年以《元杂剧的研究》获文学博士，1964年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1967年由京都大学退休，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75年曾任日本政府学术文化访华团团长，1979年任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团长，1980年逝世。
吉川幸次郎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日本汉文学的研究。著述甚丰，他翻译的《尚书正义》(4卷，1939—1943)、《诗经·国风》(1958)、《论语》(上，1959；下，1963)等，研究的范围，上迄秦汉、下至明清，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绘画等多方面。有关唐诗的论述，除见于《中国文学与社会》(1948)、《中国诗史》(1967)、《中国文学史》(1974)等外，主要有《唐代的诗与散文》(1948)、《杜甫笔记》(1952)，《新唐诗选》(1952)、《唐代文学钞》(1957)、《诗与月光——中国文学论集》(1964)、《诗与永远》(1967)。《吉川幸次郎全集》(1973)卷8—12为唐篇。遗著有《杜甫诗注》(10卷)。
吉川幸次郎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造诣，使他在日本中国文学界享有很高威望。吉川幸次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正如他所说，在他十九年的教学生涯中，所提出和思考过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根据中国文学这一地区性的文学特点，来研讨具有世界文学一般规律的问题。”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日本文学博士，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生前曾任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兼专门委员、日本外务省中国问题顾问、京都日中学术交流座谈会顾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等职。
吉川幸次郎1904年出生于神户市，1924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28年赴北京留学三年，1931年任职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8年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7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同年以《元杂剧的研究》获文学博士，1964年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1967年由京都大学退休，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75年曾任日本政府学术文化访华团团长，1979年任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团长，1980年逝世。
吉川幸次郎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日本汉文学的研究。著述甚丰。他翻译了《尚书正义》(4卷，1939—1943)、《诗经·国风》(1958)、《论语》(上，1959；下等，研究的范围，上迄秦汉，下至明清，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绘画等多方面。有关唐诗的论述，除见于《中国文学与社会》(1948)、《中国诗史》(1967)、《中国文学史》(1974)等外，主要有《唐代的诗与散文》(1948)、《杜甫笔记》(1952)、《新唐诗选》(1952)、《唐代文学钞》(1957)、《诗与月光——中国文学论集》(1964)、《诗与永远》(1967)。《吉川幸次郎全集》(1973)卷8—12为唐篇。遗著有《杜甫诗注》(10卷)。
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文学部最后一次讲演《杜甫的诗论和诗》中曾谈到，对李白和白居易，自己虽然认为他们是伟大的，其实却不能充分理解他们伟大之所在，而对杜甫则不同，可以不必勉强也能讲出杜甫的伟大之处。他对杜甫的研究成果，分散在以下著述中：《杜甫私记》(1950)，《杜甫》Ⅰ、Ⅱ(1967,1972)，《杜甫诗注》1—5(1977—1980)，《华音杜诗抄》(1981)等。他认为，杜甫的诗的伟大，在内容或思想上，就是对于生活应该怎样认识的正确性。这集中反映在“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秋野》)这样的诗句里。一切的存在都是在幸福中得到调和而存在，这样的世界，就是杜甫的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坚持不懈地追求，以及对阻挠实现这一理想的各种因素不断地抗议，这些就是杜甫全部思想的基础。在诗歌艺术性方面，杜诗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致密性（精密），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个是触及隐藏在描写背后的东西，吉川幸次郎将它称为“超越的方向”或是“飞跃的方向”，即根据仔细观察而捕捉到的物象，不只是单纯的歌颂，而是使人感到其中蕴育着某些比喻或象征。杜甫主张致密与超越（飞跃），是互为补充、相互并存的，是诗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这种主张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对今天诗歌与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吉川幸次郎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造诣，使他在日本中国文学界享有很高威望。吉川幸次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正如他所说，在他十九年的教学生涯中，所提出和思考过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根据中国文学这一地区性的文学特点，来研讨具有世界文学一般规律的问题”。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日本著名中国学家。1926年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1931年任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任该所经学文学研究室主任。1947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同年以《元杂剧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1967年由该校退休，任名誉教授。并历任日本东方学会会长、中国学会评议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等职。曾多次来华访问，并积极参与国际中国学学术活动。
研究范围广涉中国文学史、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著述十分丰富，筑摩书房编有二十四卷本《吉川幸次郎全集》(1973)。涉及古典散文的有：《唐代的诗与散文》(1948)、《中国散文论》(1949)、《论语》日译(1965—1966)、《中国散文选》(196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