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词统序

明孟称舜撰。见于《古今词统》(有藏于北大、上海、南京图书馆的明崇祯板印本)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作者亦强调词以传情为贵，反对单纯以风格定优劣、褒“婉约”而贬“豪放”的评骘方法。序文首先指出：“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词者，诗之馀而曲之祖也。”接着便涉笔于时尚与时议，列出所欲针砭者：“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而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而不入于格。宋伶人所评《雨霖铃》与《酹江月》之优劣，遂为后世填词者定律矣。”然后，作者径直表明自己的态度：“予窃以为不然。”对所谓“本色当行”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解。针对前人旨在贬抑“豪放”一格的“本色当行”说，他在序中如此陈述己见：“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词本于作者之情。古来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怀者想者，寄兴不一。或言之而低徊焉，宛恋焉；或言之而缠绵焉，凄怆焉；又或言之而嘲笑焉，愤怅焉，淋漓痛快焉。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这意味着在作者看来，既然词以传情为贵，那么，判断是否“本色当行”的标准便不在于“协律”与否或“婉丽流畅”与否，而在于是否“本乎作者之情”；凡“本乎作者之情”者，皆可谓之“本色当行”。这就赋予传统的“本色当行”说以全新的解释。作者诘问道：“宁必姝姝媛媛，学儿女子语而后为词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对代表婉约一格的张、柳词和代表豪放一格的苏、辛词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它们各有短长，不应率易作优劣之论：“故幽思曲想，则张、柳之词工矣，然其失则俗而腻也，古者妖童冶妇之所遗也。伤时吊古，苏、辛之词工矣，然其失则莽而俚也，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达其情而不以词掩，则皆填词者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概括其意，作者显然认为，婉约与豪放二家虽然在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但在以词传情这一点上却是并无二致的，因而都值得后人宗法，那种以非“本色当行”为理由贬抑豪放之作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卓珂月所编纂的《古今词统》，其宗旨恰与作者之见相惬。作者推断该书的编选宗旨说：“其意大概谓词无定格，要以摹写情态，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他虽素脍炙人口者弗录也。”作者指出，这种以情为本、以情为归的编选宗旨又是与编者的创作实际相吻合的：“珂月所作诗馀甚多，兴会所到，无不曲尽两家之美，故能出其手眼，以与作者之情合。”作者还设想说：“使徒取绝艳于《花间》、挹馀香于《兰畹》，则得词之郛矣，而未尽其致也；选者之情隐，而作者之情亦掩也。”如此从多种角度加以推阐，归根结底，皆为论证词以传情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