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方法的应用

叙事学是随着小说艺术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专门学问，但它的用途不限于小说研究，它在叙事散文的研究中也派上了用场。美国学者王靖宇的《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载于浦安迪编辑的《中国叙事文学》)一文，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论者说，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西方已经广为流传。“这一方面就是分解出叙事文学的主要成分和因素，然后再逐一加以考察，看看它们……是如何产生效用并相互作用的。”关于有多少主要因素，诸家看法不一致：E.M.福斯特提出了六分法——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示、型式或节奏(《小说面面观》)；韦勒克和沃伦提出了另外的方法——情节、人物刻画、背景(“情调”、“气氛”)、世界观、视点等等(《文学理论》)；罗伯特·斯科尔斯和罗伯特·凯洛格提出的是四分法——情节、人物、视点和意旨(《叙事文学的性质》)。论者认为，罗氏提出的这四种是任何叙事文学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根据这一理论框架，论者接着对《左传》进行了分析。
一、情节 情节是一连串“可续性”事件的安排。这个定义强调两点：第一，情节必然涉及一个变化过程，因此，时间的运动成了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一组事件本身不能构成情节，它们必须有可续性(followable)。就时间运动而言，《左传》的情节是直线性的，因为它是编年史。但在某一插曲、特别是充分展开的插曲中，常常有倒叙甚至预示打断时间的直线运动。倒叙的例子如写郑穆公之死，预示的例子如写晋楚城濮之战(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结局了)。就情节类型而言，《左传》当然是先甲后乙的编年体，但从中依然可以区分出三种亚类：传记情节，游记情节和戏剧性情节。传记情节重点在显示人物性格、事件的安排不必合乎逻辑，也不必遵守严格的时间顺序，甲事在前或乙事在前，关系不大，如郑国子产的故事。《左传》中唯一的游记情节是重耳周游列国，其所见所闻构成了这一情节的主要内容。戏剧性情节最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概念，其重点是行动。而这种行动通常关涉对峙双方之危机的产生与解决。因此，事件之间的连系比较紧凑，比较合乎逻辑。《左传》中关于战争的描写，是这种情节的范例。
二、人物 要有故事，先得有人物，它也是叙事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就人物类型而言，《左传》中有如下几种：仁慈而能干的统治者，邪恶而愚蠢的统治者，聪明而忠实的大臣，强悍、非分、有时甚至是奸佞的大臣，因拘泥礼教而遭难的笨伯，自私却有远见的女人，绝代佳人，恪尽愚忠的卑微仆从等等。就人物刻画而言，《左传》中有很多静态人物。所谓“静态人物”是指自始至终性格不变的人物。重耳出游，历时不下十九年，性格基本上没有变化；楚灵王受到子革申斥后，决心改弦更张，最后还是依然故我。只有夫差是个性格明显发生变化的人物。在刻画人物时，心理描写是西方常用的方法，而《左传》中极为罕见。有一内心独白(interiormonologue)的例子，那是写鉏不忍刺杀赵盾触槐而死前的喟叹。
三、视点故事必须通过讲述者的眼睛和觉识讲出来，作者选择什么样的讲述者，对于传达他的意旨、取得艺术效果，有重大关系，这就是叙事艺术中的视点问题。叙事文学的视点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第一人称视点，二是第三人称视点。《左传》采用一个无所不在的第三人称目击者的视点，但不是无所不知的讲述者。他可以记下他人的一言一行，但不知道他人的所思所想。这种视点的优点在于：作者可以借此记叙得生动活泼，富于戏剧性，而不至失去读者的信任感。其缺点在于叙述者不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使读者难以了解人物言行的动机。例如郑庄公掘地见母的一段，多有据此指责郑庄公“阴险”、“虚伪”者，这与《左传》的描述不符。
四、意旨 作者构思情节、描绘人物、运用观点，无非是想有效地传达他的意旨。判断作者的意旨并不容易，这至少要涉及四种关系：作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作者与读者。由于《左传》的作者和性质还不清楚，探讨此书的意旨就更加困难。此书初次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想生动而真实地记载历史人物的事件。深入阅读，又使人觉得书中有一种道德准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图解道德观念的寓言。它是一部史书，一部高度道德化了的史书。
论者最后又以城濮之战的描写为例，以四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了“情节、人物、视点、意旨在同一篇故事中妙合无垠、互济互补，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