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坚定性和敏感性，深刻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四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因而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坚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指出： “中国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靠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又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改革开放以来，每当自由化思潮出现和泛滥时，他都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自由化思潮指出： “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页)他指出，只有反对和批判这种错误思潮，才能 “克服一小部分群众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 为此，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统一党和人民的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1年7月，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上问题的谈话中，针对个别作品个别人散布的自由化观点，结合思想文化战线上某些混乱和思想工作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又一次指出，必须批评 “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倾向。分析这种思潮的产生有其 “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强调 “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他严肃指出，如果不批评自由化思潮，“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 使人们进一步提高了对批评自由化重要性的自觉性的认识。1983年10月，针对思想理论战线上有人搞精神污染的情况，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出： “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纠正那种企图把 “双百方针” 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的错误，强调指出： “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看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尽管邓小平一再阐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但这种思潮一直没能得到有效地制止，到198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指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坚决主张在决议中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由于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导致自由化思潮进一步泛滥，到1986年12月，邓小平针对自由化泛滥，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指出这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4页)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4页)由于邓小平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党中央进行了人事调整，坚决而又稳妥地处理了闹事问题，使软弱、涣散、放任自由化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扭转。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三大以后，由于在党的具体工作中存在“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 的失误，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 个别领导对自由化甚至采取放任怂恿的态度，结果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一次严重泛滥，终于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深刻指出：这场 “政治风波” 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页)邓小平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支持党中央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进而进行中央领导人选的重大调整，从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保证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