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改革开放过程中，进行的一场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的政治斗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时，党内外都有一些人把解放思想与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立起来。为此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四项原则的内容和坚持四项原则的重要性，批评了违背四项原则的错误倾向。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1981年出现了根据剧本《苦恋》改编摄制的电影《太阳与人》，以及一些有不好倾向的诗歌等。在理论界有人怀疑我国搞的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有人甚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农业社会主义，极力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针对上述情况，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报刊的文艺作品或评论，广播、电视的文艺节目，一定要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要坚决防止和反对某些人利用文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唱对台戏”。同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确定“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是非法的。这些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利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要“加以严肃处理”，“依法取缔”；“对于有明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的人，“应由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惩处”。同年7月17日，邓小平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当时有的人的许多话大大超过了1957年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克服党对思想战线工作指导上的涣散软弱现象。1983年，出现了宣传抽象人道主义的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学术探讨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后来发展为一种错误思潮。有人把人和异化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中心范畴，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要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他们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全面异化了，社会主义社会是蜕变了的非人性的社会。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提出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指出，自从党中央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到1985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呈泛滥之势。尤其是利用政治体制改革之机，一些人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要求搬用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多党制，搞三权分立；认为共产党一党领导，必然腐败。这股思潮的严重泛滥，导致了1986年底的学潮。因而，党中央不得不再次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于1986年9月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同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中，严肃批评学生闹事“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重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同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的社论。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潮演变成一场巨大的风波，不得不动用武装力量解决。这次事件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中共中央提出，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旗帜鲜明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