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塞求通

戊戌变法(1898年)前后我国维新派思想家关于报纸作用的一种重要认识，有多种表达法。1896年，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首先提出这一说法。他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他总结泰西新闻事业的经验，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而当时的中国，“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因此，报纸的作用就是“去塞”。所谓“求通”，含两层意思，一是通上下，一是通内外。这些认识在其他维新派思想家那里也有表述。严复1897年创办《国闻报》，在《〈国闻报〉缘起》中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汪康年1898年在《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中说：“呜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顽固，有如吾国者乎？”日报之制，“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吴恒炜1897年在《〈知新报〉缘起》中推理道：报者，“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我国的研究者认为，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思想家关于报纸“通”的作用认识，以及“通”对社会发展重要意义的论证，是有相当见识的，已有现代传播学的某些思想萌芽。但他们没有把“通”看作报纸本身的职责体现，而是把“通”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因而又无意中使报纸“通”的作用局限在较为狭窄的政治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