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¹⁾。然而暑雨亦怨之⁽²⁾;祁寒亦怨之⁽³⁾; 己不善而祸及⁽⁴⁾，亦怨之； 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天尚如此，况于君乎？ 况于鬼神乎？ 是其怨訾恨讟⁽⁵⁾，蓰倍于天矣⁽⁶⁾! 有帝天下、君一国者，可不慎欤！ 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殊不知尧慈被天下⁽⁷⁾ ，而不在于子； 舜孝及万世，乃不在于父。呜呼！ 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 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⁸⁾，捽其首⁽⁹⁾，辱而逐之，折而族之⁽¹⁰⁾，不为甚矣⁽¹¹⁾!

〔注释〕(1)厚于生：使生活条件充裕。(2)暑雨：语出《尚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3)祁寒： 大寒，语出《尚书·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4)不善： 指行为不好。(5)怨：怨恨。訾： 咒骂。讟(dú)： 诽谤，痛怨。(6)蓰(xǐ)倍： 几倍。(7)被天下： 普及于天下。(8)扼： 掐住。吭(háng)： 喉咙。(9)捽(zuó)：揪。(10)折：作推翻解。族之： 杀掉全族。(11)甚：过分。

〔鉴赏〕提到皮日休的《原谤》，很容易联想起韩愈的《原毁》来。这，一则因为两人同是唐代的著名作家，二则因为两文的题目很是相似，只有一字之异： 一为 “毁” ，一为 “谤” 。而从意义上说，“毁”即 “谤” 也，“谤” 即 “毁” 也。《原毁》中就这样写道：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 《原谤》中也说： “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 “毁” “谤”并提，可以说是互文见义，意思完全一样。但《原毁》和《原谤》，无论从文章的主旨，还是从写作的方法技巧上来说，都是大不相同的。韩愈的《原毁》是推论当时士大夫好说别人坏话的根源和这种坏风气的恶劣影响，作者为文的本意，在于呼吁当时的大人先生们来转变这种坏的社会风气。文章采用比较对照的论述方法，和并列双行的结构方式，推比成篇，处处呼应，而又活泼流转，气势雄健，是流传后世的名篇。《原谤》的主旨，在于推论百姓对当世君主的怨恨与咒骂。作者为文含有对统治者的警告。文章采用垫拽的手法，分宾主行文，以天为宾，以君为主，以宾衬主，层层翻进，步步紧逼，最后逼出文章的本意。全文短小精悍，而文意曲折，写得十分出色。

皮日休的主要活动时期是唐懿宗咸通至唐僖宗广明的二十年间。这个时代是十分黑暗的。韦庄的《咸通》诗写道：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陆龟蒙的《村夜》诗更为概括： “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这些诗句，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统治者的生活是如何地糜烂与腐朽。而他们对人民的压追与剥削，竟然达到了以 “刳剥生灵为事业” (贯休诗句)的地步。这就是皮日休所生活的时代环境。

《原谤》全文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写人民对天的怨恨； 第二层写人民对君主的怨恨与咒骂； 第三层，写作者对统治者的警告。文章从天与民的关系写起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上天给了人民无穷的利益，真是仁爱到了极点！ 先概写一笔，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写出这些利益： “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三个排句，从“美于味”、“便于用” 、“厚于生”三个方面具体写出了上天给予人民的好处。说“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不为夸大。上天对人民是如此地仁爱，人民又是怎样来对待上天的呢？文章写道：“然而暑雨亦怨之； 祁寒亦怨之； 己不善而祸及，亦怨之； 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文章连下四个“怨”字，写出了人民对上天的怨恨之多，怨恨之深。如果说，“暑雨” “祁寒”是上天造成的现象，因而怨恨上天还多少有一点道理的话，那么，“己不善而祸及” ，“己不俭而贫及”，则完全是自己酿成的，一味地“怨天” ，而半点也不“尤人” ，这就未免太不公平，太不应该了。上天给了人民这么多的好处，人民不但不感激它，反而恩将仇报，一个劲地埋怨，这难道不是不仁到了极点么？所以文章总锁一句： “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 由于有上面四句叙述作为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一句论断便显得极为有力，无可辩驳。写天之于民，文章先下断语，后作分析； 写民之于天，却是先作分析，后下断语，这就显得活泼而不板滞。“其不仁至矣” 正应“其仁至矣” ，结构十分严谨。

接着从怨天写到怨君。“天尚如此，况于君乎？ 况于鬼神乎？”对待上天尚且如此，更何况对于君主，更何况对于鬼神呢？使用反诘的语气，运用递进的句式，连用两个“况” 字，写出人民对君主的怨恨更有甚于上天。这里提到鬼神，但那是用作陪衬的。“是其怨訾恨讟，蓰倍于天矣！ ”这两句紧承前句，具体说明人民对君主的怨恨咒骂的程度。既然人民对君主的怨恨是如此之深，咒骂是如此之厉，而人民又是既能“载舟” ，又能 “覆舟” 的，那么，君主难道可以不谨慎地对待人民么？所以文章紧接着写道： “有帝天下、君一国者，可不慎欤！ ”真是层层深入，步步紧逼，逻辑严密。作者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便又举出尧舜被谤的情形作为例证。“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尧传天下于舜，而不传其子，所以有人说尧不慈； 舜得不到父亲瞽叟的欢心，所以有人说舜不孝。但是，问题能不能这样去看呢？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文章兜转一笔，加以申述： “殊不知尧慈被天下，而不在于子； 舜孝及万世，乃不在于父。”原来如此！ 尧的仁慈遍及了普天下的人民，只是不在于儿子，——应该说是大慈； 舜的孝行影响到千秋万代，只是不在于父亲，——应该说是大孝！ 所以，还是屈原说得正确： “彼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 尧舜的高尚行为，远远超出世俗，直薄云霄。一个“殊”字，深刻地揭示出一般人对于尧舜的高尚行为是很不理解的。文章极写尧舜行为高尚，也要受到毁谤，目的在于陪衬当世之君受到毁谤，那是理所当然的了。写到这里，文章的立意尚未表达出来，于是作者再翻进一层写道： “呜呼！ 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 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 ”作者的这一番话，真是说得痛快淋漓，喊出了当时人民的呼声。为什么人民会如此痛恨、仇视不为尧舜之行的君主呢？作者在《读司马法》一文中说道：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 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 汉魏尚权，驱赤子于白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 这一段话，正好作为上文的注脚。它深刻地揭露那些所谓创业垂统的圣帝明君，也都不过是屠杀人民的最大刽子手而已。既然这样，人民又怎能不怨恨、不诅咒、不打倒那些君主呢？作者说尧舜之君也难免受到人民的毁谤的看法，是并不全面的； 但是最后归结到警告当世之君，则是相当大胆的见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从写作上来看，文章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宾主分明，以宾衬主。有些事物，单从它的本身去写，不易写得生动； 有些道理，单从它的本身去讲，很难讲得深刻。如果使用宾主手法，写入别的事物，说上别的道理，以此为宾来作陪衬，那么所要写的事物就会生动得多，所要说明的道理就会深刻得多。《原谤》的主旨是要说明人民对君主的怨恨与咒骂。为了说明这个主旨，作者先写人民对上天的怨恨，以怨天为宾来陪衬怨君。在写怨天这个意思时，文章又有宾主之分，先说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再说 “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前者是宾，后者是主，说天之“仁” ，是为了衬托出民之“不仁” 。在写到“怨君”这一意思时，先不写人民怨恨后世之君，而写人民毁谤尧舜。毁谤尧舜又是作为宾来写的。既然连尧舜这样的大圣都遭到毁谤，那么，后世那些远不如尧舜的皇帝遭到怨恨和毁谤，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写人民对尧舜的毁谤，正是为了衬托出人民对后世君主的毁谤。文章就是这样以宾衬主，突出重点，层层翻进，步步紧逼，最后逼出文章的主旨。正因为这样，文意便显得深刻，内容便显得丰满，而行文也就避免了单调。此外，本文还使用了垫拽的手法。包世臣在《艺舟双楫·文谱》中这样说道： “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垫高犹如提高水位，使水落下去时更为有力； 拽满好比拉开弓弦。弓拉得越足，箭射出去就越有力量。《孟子·公孙丑》就曾运用了这一手法。《原谤》中也使用了垫拽的手法。文章说：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 ”上天对百姓极为仁爱，有了这样一句，已经够清楚了。但是作者觉得这样说力量不够，于是在这句之下又加进“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 三句，这就把上天对人民的极为仁爱的意思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话也就显得有了力量。又如，“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 人民对待上天极不仁爱，有了这样一句，也已经够清楚了。但是作者觉得这样说力量不够，于是在此句之上又加进“暑雨亦怨之” 等四个排句，这样，“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 的话就有了力量。由于使用了垫拽的手法，《原谤》的文辞便由简单而变为丰满，由质朴而显得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