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医家对运气学说之研究

由于中国天文、历法等知识的丰富积累，所以运气学说的研究，在后汉时代便已产生了。他们首先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疾病的影响，是十分密切的，通过不断地实践认识，反复提高，最后总结出认识气候变化的规律。从运气学说的具体内容来看，他们以其生活的地带为中心，逐渐扩大到所能了解到的地方（基本是在黄河流域大平原），经过长时期的“则天之明，因地之性”，进行观察，把中国的一年的气候变化，基本上分为五个季节，并总结出一般的运动规律——五运。又从气候的区划和特征，总结出三阴三阳六种不同的气旋活动——六气。虽然与现代的气候学、气象学比较起来，它是相当朴素，甚至还有不尽符合的地方，但是，它毕竟是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亦曾反复经过长期的生活和生产验证，说明它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的。从生产方面来说，二十四节气之指导农业生产，直到今天，还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疾病方面来说，许多流行性病的发生，是与气候的正常与否密切相关的。如一九五九年丙申，属少阳相火司天，乙型脑炎猖獗，病儿高热，抽搐，多数都用白虎汤加减治愈。张仲景早在《伤寒论》中既有六经病的欲解时： 太阳从巳至未，阳明从申至戌、少阳从寅至辰、太阴从亥至丑，少阴从子至寅，厥阴从丑至卯，而在《金匮要略方论》里又有：“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可见仲景所叙述的太过不及是指冬至一阳生以后的气候变化，属于运气学说的范畴。当两汉之际已存在着《阴阳大论》、《太始天元册文》一类关于运气学说的文献。经过王冰次注《素问》，得以流传下来，这是很宝贵的。略后于唐·王冰，而专门从事于运气学说的阐发者，首推宋代元符(1098年)间刘温舒的《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他认为“气运最为补泻之要”乃“括上古运气之秘文，撮斯书阴阳之精论，若网之在纲，珠之在贯，粲然明白。”也就是根据《素问》七篇大论，分作三十一个专题解说，从“五行生死顺逆”至“五行胜复”，解说犹有未尽者，并辅以图，确为阐述运气学说最成系统而晓畅的专著。后来言运气的，无不以之为蓝本。赵宋时期对运气学是相当重视的，政和(1111～1117年)间宋徽宗敕廷臣修《圣济总录》二百卷，首先就是列入六十年的运气图，包括主运、客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的变化规律。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卷首，亦详列南北政脉应，运气加临汗差、棺墓、补泻病证诸图，并强调说：“五运六气主病，阴阳虚实，无越此图。”同时刘完素亦言气运之学，谓：“易教本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则不知运气而求无失者鲜矣。夫别医之得失者，但以类推运气造化之理，而明可知矣。世俗或以谓运气无征，而为惑人之妄说者，或言运气为大道玄机，若非生而知之，则莫能学之者，由是学者寡而知者鲜。观夫医者，唯以别阴阳虚实，最为枢要，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于是，他把《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分别纳入五运六气之中，如肝、心、脾、肺、肾所属诸条为五运主病，以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也。其余皆六气为病，并补“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使六气之病，臻于完整。经刘完素的提倡，河间、易水诸医家，言气运之学者，便日益众多，可以说影响到当时整个医学界。元·泰定(1324年)年间有程德斋者，托名张南阳，作《伤寒钤法》一卷，以病日为司天，从生日求病原，计日传经，归号主治，亦风靡一时。明代熊宗立的《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亦基本与《伤寒钤法》类似，取病人之生年，及其得病日的干支，推其气运的生克盛衰，以定治法，以决生死。把运气学说引向封建迷信邪途。所以王履、万全、汪机、徐春圃等对之都有所批评，甚至引起一些医家的反对。缪希雍著《本草经疏》，就有辟“五运六气之缪”的专篇，他说：“今之医师，学无本源，不明所自，侈口而谈，莫不动云五运六气，将以施之治病，譬之指算法之精微，谓事物之实，有岂不误哉。殊不知五运六气者，虚位也，岁有是气至则算，无是气则不算，既无其气，焉得有其药乎？一言可竟已。昔人谓不明五运六气，检编方书何济者，正指后人愚蒙，不明五运六气之所以，而误于方册所载，依而用之，动辄成过，则虽检编方书，亦何益哉。”清初张飞畴著《伤寒兼证析义》，对运气同样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运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阳大论》补入经中，后世以为古圣格言，熟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时有非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 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缪张二氏的持论，一则曰“不明五运六气之所以”，“有是气则算，无是气则不算”。一则曰“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意思还是认为运气学说是研究气候变化之所以然的，只是医者未能穷究其理，不明其所以，竟以一定的法，而测非常之变。这是对运气学说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并不是运气学说本身的不存在。惟近人陆渊雷则持根本否定的态度。他说：“六气根本无理由，五运之根据，仍极薄弱，去六气一间耳。夫考其书，则出于汉魏以后，好古者无取焉。寻其理则涉于渺茫之谈，核实者亦无取焉。如是而谓五运六气之不足信，当废除，则事之当然，绝非好作翻新之论矣。”(见陆著《生理补正》卷四)
明清以来有少数的医家对五运六气持反对意见，而大多数医家，特别是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大医学家都相当重视对运气学说的研究。如张志聪说：“仲祖采方治病，亦本神农经义，夫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故撰用《阴阳大论》，谓人之阳气，应天气之在外； 五脏五行，应五运之在中，升降出入，环转无端，若为风寒所伤，始见外内浅深之病，故学者当于大论中之五运六气求之，伤寒大义，思过半矣。”经过他的提倡，参考运气学说治《伤寒论》的，极为广泛。特别是他对标本中气的发挥，所谓“天之六气为本而在上，人身之三阴三阳为标而上奉之，所谓天有此六气，人亦有此六气”之说，盛行于伤寒学中，后来陈修园、唐容川等均嗣其学说的主张。在同光年间，元和陆懋修倡“六十年大司天”之说，即取六气主岁的次序而扩大之，以一气司一甲子，因而推勘前代名家，偏温偏凉，偏攻偏补，而皆为良医者，都是适合当时“大司天”岁气之所致，其所推算，亦多有史实可据。近人办中医函授教育较早其影响亦较大的武进恽铁樵氏，著《群经见智录》，谓五行六气，无非在阐明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他说：“《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之说以属之于天； 四时有生长收藏之变化，则立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者也。”恽氏所说的五行，即概括五运，所以他说：“《内经》最重要者为五行甲子。”推测五运，必言甲子，因此，他在《群经见智录》中对甲子作了反复的研究阐明。
对于运气学说的争论，最主要的还在取决于究竟有无实践意义。宋人沈括于《梦溪笔谈》曾记载熙宁(1068～1077年)中大旱，而有“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太阴得伸”而大雨的占验。唐立三《吴医汇讲》有乾隆癸巳年，少徵火运，少阳相火在泉，而炎暑酷烈，中暍无算的应验。有嘉庆丙辰年，太羽水运，太阳寒水司天而奇寒的应验。近据天津市气象局整理的资料报导，1928年戊辰，火运太过，夏季炎热，七月二日，最高气温达41.0℃。1966年丙午，太羽寒水当运，冬季严寒，二月二十二日最低温度在零下22.9℃，为六十年所罕见的奇冷。并复习天津市1955～1975二十一年的气象资料，1959年已亥，运气为“风乃大行”，该年大风日数60天(常年值41天)，为二十一年之最。1964年甲辰，太官土运，寒水司天，雨湿流行，该年降雨量为862.1毫米(常年值552.5毫米)，平均绝对湿度为12.7毫巴(常年值11.6毫巴)，均为二十一年之最高值。1957年丁酉，阳明燥金司天，该年平均绝对湿度为10.7毫巴、为二十一年之最低值，全年降雨量偏少，仅457.3毫米，气候干燥。(载《浙江中医杂志》1981年3月号)虽然这些资料还不是很多，但亦说明运气学说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科学价值。
同时，我们必须强调运气学说是结合医学来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它是在当时历法、天文、气候、气象、物候等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运，旨在探索一年五个季节变化的运动规律； 六气，是从我国的气候区划、气候特征来研究气旋活动规律的。古代的气候区划是从五方观念来的，故有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之说。而现代气象学家则谓中国为季风气候区域，冬季风偏北，夏季风偏南，春秋二季为风向转变之时期，这与《素问·至真要大论》：“彼春之暖，为夏之暑； 彼秋之忿，为冬之怒”的理论，有些近似。因为它同样具有以春秋二季为冬寒夏热之转换起点的意义。现代气象学把中国分为五带，即寒温带、温带、暖温带、积温带、热带，说明中国气候偏于温热。而运气学说的风木、君火、相火、湿土、燥金、寒水，除湿与寒外，其它四气亦以温热为主，说明古今探讨气象、气候的运动规律，虽然科学水平有高下，具体方法有不同，但对于气象、气候的基本认识还是相同的，这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必然结果。运气学说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支架的，并用以说明了气象、气候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动态平衡。由于自然界客观地呈现着大量的周期性循环，正如《吕氏春秋·圜道》所说：“日夜一周，圜道也。日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这些天象、气候、气象、物候，都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圈，因此古人便着重从循环运动方面来研究气象、气候运动的根源。循环运动是自然界整体运动平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阴阳消长，五行生胜，是最能说明这一动态平衡的。所以《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运气学说中十天干、十二地支，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说明气象、气候的循环运动的，故都有阴阳之分，都有五行的生胜关系。用阴阳以说明气象、气候平衡和不平衡的两个方面，如《至真要大论》说：“夫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治，动则苛疾起。”前者是阴阳的平衡性，后者是阴阳的不平衡性。事物的运动，总是存在着平衡和不平衡的两种状态。没有平衡，事物就不可能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 没有不平衡，矛盾统一体就不会破坏，一事物就不能转化为它事物，气象、气候的运动更是如此。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这一相对的平衡，就是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的具体体现。太过与不及，即相对的平衡受到破坏，阳主太过，阴主不及，也就是阴阳盛衰的表现。尤其是五行生胜说，则不仅说明了气象、气候运动内部结构关系的复杂性，同时还从气象，气候运动异常变化中能保持自身的相对稳定性。五行中任何两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表现为与调节路线或反馈机制相似的形式。反馈是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例如： 火是受水制的，但火能生土，而土却能制水，即是火能通过生土的间接关系对水发生胜制的反作用，使水不能过分地胜制于火而使之偏衰。即受作用者通过某些中间环节，反作用于作用者，产生调节的效果，使系统得以保持相对平衡。这种反馈机制，在运气学说中是非常突出的。气象、气候的运动，由于太过不及所引起的变化，还能产生“胜气”和“复气”的调节关系，《至真要大论》说：“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就是说既产生胜制之气，必然要招致一种相反的力量，将其压抑下去的“复气”。而且还如《五常政大论》所说：“微者复微，甚者复甚，气之常也。”这个意思中包含着反作用与作用等同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五行结构才能在局部出现较大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调节，继续维持其循环运动的相对平衡。此即是运气中的五行关系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自行调节机制，一种类型是正常情况下相生相胜的机制，另一类型是反常情况下的胜复机制。这样就形成并保持了气象、气候循环运动的动态平衡。运气学说固然是古老，但它却具有系统论的思想，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门科学理论。
在现代科学领域里，对于运气学说的研究，有从生物钟学说来探讨的，因气候变化与生物的生态，往往呈周期性的规律。如上所述《吕氏春秋》所称的“圜道”，《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说的“天度”、“气数”，所谓“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都是说明宇宙间是整个呈节律性的周期变化，甚至每日每时都是如此。《至真要大论》所说：“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时，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这是年周期的节律。《金匮真言论》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 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 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这是日周期的节律。在人身上亦明显的有这种周期性的节律变化，《灵枢·营卫生会》说：“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故曰日中而阳陇，为重阳； 夜半而阴陇，为重阴，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说明人身营卫之气运行的日周期节律，与自然界的日周期性节律，是密切关联而有其一致性的。现代科学研究，大量测定表明，人类皮质激素在午夜至凌晨四点钟左右最低，而在上午八九点钟时最高，这是否与“合夜至鸡鸣为阴中之阴，平旦至日中为阳中之阳”有关系，值得研究。
有从物候学来研究的。所谓物候学，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往来生息，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及其对生物的影响，是介于生物学和气象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运气学对于物候的征验特别注意。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生长收藏，可以说是对物侯的总概括，其具体表现，在七篇大论中屡有详尽的叙述。如《气交变大论》说：“岁木太过，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不及，草木晚荣。岁火太过，火燔炳，水泉涸，物焦槁；不及，物荣而不凝，乃折荣美。岁土太过，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于陆； 不及，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岁金太过，收气峻，生气下，草木敛，苍干凋陨； 不及，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烁以行。岁水太过，大雨至，埃雾蒙郁，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 不及，湿乃大行，暴雨数至，蛰虫早藏，地积坚冰。”人生存于气交之中，亦随着运气的太过不及，而发生相应的生理病理变化，诸篇大论中记叙尤详。这些研究气候及生物态一年一度的有规律的变化，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有从医学气象学来研究的。运气学的本身，就是在于研究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影响的关系。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故人体对于适应四时气候变化，是养身防病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四气调神大论》指出的：“春气养生，夏气养长，秋气养收，冬气养藏。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由于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外在环境的一切自然变化，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机体对这些外界的影响，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科学研究证明，太阳光照的强弱、地球的周期运转、宇宙线自身的变化、太阳黑子的活动、气象的变化，以及地磁、地热等外来刺激，都能在生物体内引起一定的反应。并证明人体内在生理活动及物质代谢，诸如体温、脉搏、血压、血糖、基础代谢，以及激素的分泌、酶活性的增减、尿中各种成分的排泄、对致病因子的感受性、药物的敏感性等，均要受到自然界周期节律的影响。故《八正神明论》说：“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 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 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 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又《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 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也扼要地提到了天象和天气变化，对人体的血液、卫气、经络、腠理、肌肉、汗液、尿液等，无不发生影响。因此，医学气象学在国际间已引起极大的重视，并制定全面科研规划，对“医学——生物学——太阳地球物理学——气象学”，进行详细的同步观察，可见运气学说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