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医家对五行学说之研究

五行学说被引进医学领域，与阴阳学说相结合，从而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内经》用取象类比的方法，将自然界的“五方”、“五季”、“五气”、“五化”、“五色”、“五味”与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五体”、“五志”等结合起来，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借以说明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以及人体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联系。尔后历代医家均不同程度地承继了这一五行模式的思想，并就某些方面有所发挥。其简要情况介绍如下。
探讨五行学说的理论，将五行与阴阳结合起来，阐发其唯物观和辩证法思想，华元化在《中藏经》说：“阴阳者，天地之枢机； 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则不能为天地； 非五行则不能为阴阳。……天地有阴阳五行，人有血脉五脏，……从之则吉，逆之则凶。”这不仅将五行与阴阳结合起来，同时将人体的生理功能和天体的运行变化，都通过阴阳五行的理论联系起来，说明它们的共同规律。这一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中，是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特别是王冰补入《素问》的《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从“五运六气”的角度，来探索自然界气象运动规律，以及人体与之相应变化的一致性，有较精深的见解，“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此后便盖为医家所重视。七篇大论中有关五运和六气的变化规律，都是通过五行的生克制化关系来阐发的。《素问·六微旨大论》说：“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火病。”认为六气亢盛造成危害，随之要加以克制。只有克制，才能生化。六气太过，不及都会败坏生化之机而致成大病。后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里，将“亢害承制”的理论，认为是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他说：“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无制焉耳”。
以五行学说阐发病机，特别是对脏腑病机、六气病机以及某些病证发生的机理，分析的更加精细深刻。如刘完素以运气学说解析病机十九条，并倡“六气皆能化火”，是有所创新的。他以五行的理论阐释一些病证的发生，如认为“湿为土气，火热能生湿土”、“湿病本不自生，因生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通，即停滞而生水湿也”(《宣明论方·水湿论》)；“所谓风气甚而头目眩运者，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此论述结合临床是很有指导意义的。温病家吴瑭认为，温邪为火之气，肺为金之脏，温邪上受，始于手太阴，是火克金，阐明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发病机理。医家绮石，以五行说的“火刑金”立论，阐发虚劳病机，有独特见解。他在《理虚元鉴》中，详细地论证了伏逆之火，燔灼肺金，清肃之令不行；金不生水，水火失济，阴火复炎，从而发生劳嗽、吐血、干咳、痰中带血、骨蒸、梦遗滑精等各种病证的病理机制。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首创辨证论治的体系与方法。《伤寒论》中有“肝乘脾”、“肝乘肺”一“纵”一“横”的辨证，是五行乘侮理论最早用于外感病者。《金匮要略》第一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即以肝病为例，根据脏腑相关的整体观所确定的方法，特别是预防疾病传变的治疗法则，对多种杂病的防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还提出：“寸口脉动者，因其旺时而动，假令肝旺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的论述，这是五行理论用于色脉诊的实例。石寿堂以五行的某些属性特点，说明某种病证的声音变化，如他在《医原》中辨声音谓：“痰壅肺络，咳声不扬，金实无声也；劳瘵音哑，金破无声也”、“声出于肺而根于肾，其有无还声如鸦声者，乃肺肾将绝，金水不交，声音不能发自丹田，亦不能还至丹田，故声直而无回音耳。”王肯堂在《证治准绳》里有“金之精，腾结而为气轮； 木之精，腾结而为风轮； 火之精，腾结而为血轮；土之精，腾结而为肉轮；水之精，腾结而为水轮”等关于“五轮”与五行关系的系统论述，并列举了五轮病变的各种辨证方法，这不仅发挥了《内经》关于“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目”的理论，而且对于眼科临床辨证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五行学说指导确立治法，为遣方用药寻找理论根据，用于阐释治法方药的理论原则，也是历代医家深入研究的一个方面，他们发表了许多见解。如王安道认为，火乃木之子，子火既助母木而致肝气亢实，只有补水泻火，使水能胜火，则火势退而木气衰。补水泻火之法，虽没有直接益金，实则火退则金不受克而制木，土又不受克而生金，故虽不补金而金自受益，此即所谓“不治之治”的方法。在这里王安道把《难经·七十五难》提出的：“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的治法精义畅发的淋漓尽致。张从正为攻邪论的代表者，他以脏腑五行的属性特点，为脾胃邪实，其治当下，即所谓“土郁夺之”的治法，提出了理论根据。他在《儒门事亲·凡在下者皆可下式》中说：“内经曰：‘脾为之使，胃为之节’，人之食饮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壅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杂而不劳者乎！ 中州土也，兼载四象，木金水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之病，奈何中州之医不善扫除仓廪、使陈莝积而不能去也”。张元素在阐发《素问》气味理论的基础上，参以运气学说，用五行生克之理，说明遣药制方用于治疗疾病的道理。他在《医学启源·五行制方生克法》中说：“夫木火土金水，此制方相生相克之法也”，“酸苦甘辛咸，即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之本也。四时之变，五行化生，各顺其道，违则病生。圣人设法以制其变，谓如风淫于内，即是肝木之失常也。火随而炽，治以辛凉，是为辛金克其木，凉水沃其火，其治法例皆如此”。张元素还根据自己的医疗经验，按照五行生克规律，制定出五脏虚实补泻的标准方药，如以肝脏为例，即“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药。”(《医学启源·脏气法时补泻法》)“肝虚，以陈皮、生姜之类补之。经曰： 虚则补其母。水能生木，肾乃肝之母。肾，水也，若补其肾，熟地黄、黄柏是也。如无他证，钱氏地黄丸主之。实则白芍药泻之，如无证，钱氏泻青丸主之。实则泻其子，心乃肝之子，以甘草泻心。”(《五脏补泻法》)。这种遣方用药的方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运用五行学说探讨各种杂病治法，如绮石在以伏火刑金阐发虚劳病变的基础上，随之提出“清金保肺，无犯中州之土”，“培土调中，不损至高之气”，“金行清化，不觉水自流长，乃合金水于一致”，“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理虚元鉴》)的治疗要点。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全面地总结了治疗臌胀的经验，即“验之治法，理宜补脾，又须养肺金以制木，使脾无贼邪之虑； 滋肾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 却盐味以防助邪，断妄想以保母气，无有不安”。
至于以五行之理阐释用方之旨者，如张石顽谓小建中汤治疗胀满，是土中泻木，以“土得木而达”也。石寿棠在分析钱仲阳为小儿制六味丸，取酸甘化阴之义时说：“酸，木味也； 甘，土味也。木非水不生，非土不载，木实初结多酸，犹禀木之本味，成熟则纯甘，甲己合而化土，全得土之正味，五味惟甘为无毒，甘润得水土气足，坟能滋液”(《医原》)等等，虽属于“援物比类”之说，但据之以立方，往往能取得良好疗效。
近人恽树珏用四时气候的盛衰变化，阐述五行生克胜复的道理，借以说明用于医学领域的五行，与阴阳家术数巫祝的五行有本质的区别。他在《群经见智录·五行之研究第八》中说：“《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来源本于天之四时。……五行相生之理，木生火者，谓春既尽，夏当来，夏从春生也。火生土者，谓夏之季月为长夏，长夏从夏生也。土生金者，谓长夏尽为秋，秋从长夏来也。金生水者，秋尽为冬日也。水生木者，冬尽则为春也。春主生，所以能成生之功者，实拜冬日秘藏之赐。夏主长，所以能成长之功者，拜春日发陈之赐。秋主收，所以成收之功，拜夏日长养之赐。冬主藏，所以能成藏之功，拜秋日成实之赐，故曰相生也。五行相克之理，春行秋令，勾萌乍达，肃杀之气加之，春之功用败矣。夏行冬令，严寒析盛热，闭不得发，长养之功隳矣。秋行夏令，收束不得，发泄无余，秀不实矣。冬见长夏郁蒸之气，寒水不冰，当收反泄，盖藏竭矣。长夏为夏至阴生之候，行春令，则阳亢不和矣，故曰克也。其春行冬令，为至而未至，谓春气当至而不至也。春行夏令，为未至而至，谓夏气未当至而先至也。夏秋冬三时同，未至而至为有余，至而不至为不足，虽能病人，犹贤于克贼，不为克也。顾虽不克，其气则有偏胜，胜之甚者，必有反应。偏胜为胜，反应为复，故曰胜复。……是故五行相克云者，换言之，即春行秋令，即当生长之时见肃杀之气，以本气当受克耳。余三时同。五行之在术数巫祝口中，诚不免荒诞，然古代亦必有说，特吾侪不知耳。其在《内经》，当如此解释为长也。”说明五行生克之理，古人从一年五个季节气候变化之正常与否而得出的概念，是有一定的客观事实做为根据的。
近年来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哲理的探讨，并评价其作用。一部分学者认为，五行学说承认世界是物质的，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组成，其生克乘侮反映了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就其基本观点来说，属于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范畴。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五行学说所讲的联系，只是在一个平面上的循环往复，不能反映事物的发展； 且以固定不变的程序或公式，说明实际存在的千变万化而又极为复杂的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因而属于机械唯物论。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指出，五行学说在早期以其朴素唯物辩证的观点，说明医学上的许多理论问题，确实起过进步作用；而后期则被形而上学所取代了。围绕对五行学说的评价及存废所展开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
以控制论原理研究五行学说，是新开辟的一个领域。随着“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知识的普及，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学者日益增多。他们认为中医理论与控制论原理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五行学说反映了人体的自动调节原理，因而也含有“反馈论”和“信息论”的概念；五行的生克乘侮，正是对自然界和体内许多复杂的反馈机制的高度概括。五行分类的“取象类比”方法，与控制论的“同构系统”概念相似；把动态信息加以分类，矛盾的输入(生我、克我)和输出(我生、我克)信息，必然有四条通道，联系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或者说五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多路多极的反馈调节的闭合系统，维持着自控系统的稳定，这与控制论的“自同态机器”模型极其相似。从而说明五行胜复，也是对维持稳态机制的高度概括。中医的五脏，按取象类比的方法，可分别归属于五行。五脏在生理与病理上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可以五行的生克乘侮关系加以概括。在以控制论研究藏象学说时发现，五脏间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每一脏跟其余四脏均有反馈关系，按五行生克乘侮可归纳为二十种主制关系，借以反映五脏系统生理功能的相互滋养、生化和相互约束、克制的作用，以及病理状态下疾病的传变方式和机体各部分抗病功能的协调方式。尽管古人对五脏具体的结构与机能的联系，并不完全清楚，但通过观察生活条件、致病因素以及药物等各种治疗手段，输入人体后所出现的反应，运用了类似“黑箱理论”的方法，建立了独特的关于人体结构和机能的模型和理论——脏象学说。尽管它可能有某些臆测的地方，但却大体上反映了人体生命过程中各组织、器官、系统机能活动的整体联系。
近年来，由于能以运用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整理研究五行学说，故能较客观地评价它的地位与价值，既肯定了它讲系统联系的辩证法思想，也指出了它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说明事物的某些联系，而不能深刻地、更具体地揭示系统结构的本质联系和一般规律等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