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Canada

1875年建立。自1949年来，一直是处理联邦法律争端和各省司法问题的最高仲裁机构。1875年，联邦议会通过《宪法法案》，建立了加拿大总上诉法院和理财法院（现为加拿大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的建立，在联邦创始人中曾引起过极大争议。J.A.麦克唐纳试图在其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建立这样一个法院。但1867年和1870年的两次努力均遭惨败。许多自由党和保守党议员都因担心会影响各省的权力，而持反对态度。建立这样一个最高法院，议会就得给自己提供一个宪法的解释机构。一些议员怀疑其公正性，因为联邦政府将任命其成员和决定其权限。A.麦肯齐的自由党政府终于以需要规范加拿大法律和为影响新联邦发展的问题提供宪法解释的理由，劝说议会对成立最高法院投了赞成票。
最高法院由总督任命的1名首席法官和8名助理法官组成。成员既可从省高等法院的法官中挑选，也可从省级律师界中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律师中挑选。《最高法院条例》规定，至少应有3名法官来自魁北克省。依照惯例，其他6名法官的来源是，3名选自安大略，1名选自沿海省份，2名选自西部省份。在最高法院服务期间，法官们不得从事其他带薪工作。最高法院每年1月、4月和10月开庭，法定法官数为5人。但有涉及宪法的案子，通常所有法官都要出席。《最高法院条例》还规定，最高法院不仅进行判决，同时还就宪法解释有关的法律、法令问题，或就联邦、省的法案和立法机构等重要问题，向联邦和各省政府提出建议。
最高法院也是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机构。理论上，每位公民都可就自己的案件向最高法院上诉，但这种实例极少。在刑事案件中，如果无罪判决被撤销，或省上诉法院对法律问题有争议时，才能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对一级谋杀案的有罪判决，可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民事案件的上诉，必须先经法院批准。获准上诉的案件必须是法院认为广受公众关注的、与大众利益或国家利益有关的案件或者是涉及重要法律问题、必须由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1975年的《最高法院条例》的修订条款对上诉问题作了明确的限制，但有关宪法和行政法的上诉案却有增无减。
最高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75%在宣判的同时还解释其判案的依据；65%最高法院都维持原判。法官们在听完法庭辩论后，通常立刻开会，复查要点，交换意见，然后由一位法官起草判决书。如果有法官对判决书持有异议，则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原则上，法院宣布的是一致通过的判决。法官们有异议时，由持异议的法官写出不同的判决，与判决书一起公布。这些不同意见是十分重要的，能使法官和律师们了解最高法院的工作倾向。诉讼规则确保有关方面向法庭提供所有初审和上诉材料。
联邦建立后，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是《宪法法案》的主要解释者。司法委员会艰难地维持联邦和各省司法机构之间的平衡。1949年，有人提出最高法院是否应受司法委员会约束这个重要问题。这对加拿大司法系统的职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主要是根据习惯法，依惯例行事的；上诉法院确保量刑统一。维持原判的原则是司法系统的核心。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受到初、高级法院的制约。虽然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不太坚持这条，但他们通常也参照自己以前处理的案例判案。1949年前，最高法院都得尊重司法委员会的决定。现在最高法院不必受司法委员会决定的牵制，而有权自己审查其决定，但他们也还常常引用司法委员会的决定。而且一旦发现自己的决议与决定不符时，也觉得有认真解释的必要。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因为这赋予最高法院以创造性。
实际上，被司法委员会推翻的为数不多的最高法院判决常常并不重要。最高法院对《宪法法案》的解释是紧扣字面意思的，而司法委员会决定时常把社会、政治的因素考虑在内。据说司法委员会比较倾向于各省，而最高法院本质上是联邦主义的。事实上两者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方法上。司法委员会更重视政治，而最高法院一直坚持法律上的解释。英国最高法院使加拿大宪法带有联邦性质，但又不一定反映在《宪法法案》中。此外，立法委员会的裁决不反映不同意见，妨碍了内部的更平衡的思想，鼓励一些成员凌驾于他人之上。关于对法律、法规的解释究竟应从字面入手，还是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观点入手，这个问题已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只有经议会和7个省50% 以上人口批准的宪法修正案才能改变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所以，最高法院对宪法有绝对解释权。最高法院1988年否定了《堕胎法》，这充分显示了其否定违宪的法律的力量。
最高法院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新面貌，会改变人们的看法。法官的指派和法院的构成及其工作方法的改革，都变得十分重要。法院必须反映加拿大社会的主要特征，如地区性、二元性和多样文化。1987年6月3日达成的修宪协议改进了1982年《宪法法案》实施以来的工作。最高法院的存在和司法权将清楚地规范于宪法之内。各省在指派最高法院的法官问题上可表达自己的意见。宪法也将保证至少有三位最高法院法官来自魁北克省。但该修宪协议必须经议会和各省立法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