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法制监督，维护法制尊严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监督和制约对实现法治、保障民主具有重要的作用。少了“法制监督” 这一环节，就难以体现法制的公正和平等。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
邓小平历来重视加强法制监督，强调监督机制的作用。早在1950年6月他就指出：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0页)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中，特别强调了对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实行监督的重要性，他提出要 “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并要求建立党内的监督和来自人民群众、党外人士的监督制度，“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他在 《报告》 中还指出： “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状况。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保证各级监察机关有足够的干部力量，并且经常对于它的工作给以坚强的支持。”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的讲话，又特别强调了党接受监督的重要意义及其监督体系。1962年11月，他在谈到：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时，又再一次强调 “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 但是，由于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 “左” 的干扰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法律监督机制在50年代末期被取消，法律监督制度在大跃进和 “文革” 期间遭到破坏。
粉碎 “四人帮” 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被重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监督制度的恢复和完善也成为国家生活的迫切需要。1979年6月，邓小平在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 ‘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谈到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时，指出：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法制监督理论，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的形式，建立了包括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行政监督机关和审计机关的专门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构成了法制监督体系，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恢复了行政监察制度，对监督和促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对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正如十五大所强调的： “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脏枉法。” 因而，在法律实践中，我们应切实地做到加强法制监督，维护法制尊严，真正地实现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