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晖历法案

历法本为纪年计时的法则。中国古代儒家讲“天人感应”，将天象的变化与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故修订、使用历法往往是朝廷重要的大事。杨坚为北周宰相时，“欲以符命曜于天下”。有道士张宾，揣度出杨坚的心意，自称“洞晓星历”，声称根据玄相，已出现了王朝代谢的征兆，又说杨坚的仪表“非人臣相”。这些大得杨坚欢喜。引为知遇。杨坚建隋后，张宾被授为华州刺史，与刘晖、董琳、刘祐等联名上书，“议造新律”。文帝命太常卿卢贲监制。张宾等将南朝何承天所造历法，稍加增损，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奏上，文帝下诏颁行。当时有刘孝孙、刘焯等，认为张宾之历，“刻食不中”。张宾正有宠于文帝，刘晖亦附会张宾，被升为太史令，二人协议，将刘孝孙、刘焯等斥罢。后张宾因卢贲、刘昉案被赐死。刘孝孙再次上书言张宾历的缺点，引起历法争论，“异论锋起，久之不定”。开皇十四年，因张宾对日食的预测多不验，杨素又引张胄玄“参定新术”，制定新历，于开皇十七年制成。但刘晖、王頍等仍坚持旧历，百般刁难新历的实行。文帝命杨素等将旧历中难以通行的六十一事为题，让刘晖与张胄玄当众辩折。结果刘晖“一无所答”，而张胄玄讲通五十四条。于是文帝当即擢授张胄玄员外散骑常侍，兼太史令，下诏颁行张胄玄新历。又查证刘晖、郭翟、刘宜、任悦四人为“元造诈者”，除名为民。对庚季才等有关官员，“既是职司，须审疏，遂虚行此历，无所发明”，以“容隐奸慝”的罪名，“俱解见任”。此案的处置，可以说是尊重事实，讲求科学，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