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部有影响的作品

《活人塘》　中篇小说。陈登科著。最初发表在《说说唱唱》1950年第10—11期（连载）,195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小说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苏北人民的敌后斗争生活。叙述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薛陆氏以自己的女儿换取了被敌人活埋的解放军战士刘根生的真实动人的故事。它从军民关系这一侧面，揭示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源泉。
小说主人公薛陆氏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对党和人民军队有着强烈感情、一心跟党走的普通劳动妇女的艺术形象。她有着阶级的深仇大恨。恶霸地主孙在涛害死了她的丈夫，霸占了她的房屋和土地，是共产党、解放军帮她翻了身，夺回了房屋和土地，因此她对人民军队有出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小说既写出了她的阶级觉悟和反抗性格，也如实地写了她作为一个普通农家妇女思想上的迷信与落后，如在激烈的战斗进行中，写她悄悄地在家中跪在墙角求菩萨保佑新四军打胜仗等情节，都较真实、动人。
小说发表后，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实动人的人物和情节，赢得广大读者喜爱和文学评论界的好评。文艺评论家周扬称赞作者“写出了劳动人民的真实感情和力量。在他的作品中，简直不是作者在描写，而是生活本身在说话”。
《江南曲》　诗集。严阵著。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这是诗人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作的诗歌的结集，所收大多表现当时江南农村生活的抒情短诗。
《江南曲》中的诗，追求意境美。诗人往往善于用简洁的笔触勾画出明媚秀丽的江南水乡画面，并在风光绮丽的背景上，着意描写人们幸福的生活和欢愉的劳动，如《梅信》，《红雨》，《夜读》，《桃花汛》，《采菱歌》，《采莲曲》等等。诗歌在形式上，取法古典诗词和江南民歌，它们既有古典诗词字句精炼、音韵铿锵、对仗工整等优点，又有江南民歌明丽、轻快的特色。老诗人臧克家高度评价这些诗的“色彩、音响、情调都是惹人喜爱的”，“这些诗篇，象一幅幅情真意切、生动新颖的淡墨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风雷》　长篇小说。陈登科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出版(平装上、下册；精装带图一册)。
小说以1954年冬到1955年春的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通过淮北一个重灾区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斗争，力图使读者窥见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激荡起的革命风雷，反映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内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作品通过对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祝永康领导群众改变黄泥乡落后面貌的斗争故事的具体描绘，展示了五十年代淮北农村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的生活风貌。
小说以祝永康为首的黄泥乡人民群众与反动富农黄龙飞的敌我矛盾贯串始终，同时又围绕着如何领导群众战胜灾荒的问题，描写了党内以祝永康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朱锡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此外，还广泛地表现了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描写了农村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矛盾错综交织，构成了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农村纷繁多变的斗争画面。
小说比较成功地刻划了有理想、有抱负、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一片忠诚的年轻的区委副书记祝永康的形象。其它一些人物，如纯朴、刚强、疾恶如仇的民兵队长任为群，泼辣、倔强，有着火一样感情的青年妇女陆素云，以及阴险、狡诈的富农黄龙飞，虚伪、圆滑的蜕化变质分子熊彬等，也大都写得较有个性特色。
作者熟悉淮北农村生活，书中穿插进的不少淮北风土人情的描绘，也给作品增添了浓烈的艺术情趣和生活气息。
《风雷》成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免受当时流行的、被机械理解了的阶级斗争模式的影响，但它并不失为描写50年代农村斗争的一部有特色的好作品。
“文革”期间，《风雷》曾受到批判，作者也被加以莫须有的“特务”、“反动作家”等罪名，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作者和作品都得到平反昭雪。
《天云山传奇》　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鲁彦周著。小说最初发表在《清明》1979年第1期，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80年作者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同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作品以50年代中期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20年间的历史为背景，以罗群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1978年冤案平反为情节主线，着重描述了罗群、冯晴岚、宋薇几个人物的政治、家庭与爱情生活，他们曲折坎坷的命运，反映了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的社会风云变幻，反思了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一时代的悲剧和革命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并通过对几个人物升迁荣辱变化的描写，对人物的操守作了褒贬扬抑的道德评价。
作品在结构上，采用了时空交叉的形式。它以宋薇、冯晴岚、周瑜贞三个女性对罗群的往事回忆，同当前克服种种阻力为罗群平反冤案的现实斗争，密切交织展开。通过三个不同女性的不同视角，多侧面地刻划了罗群的形象；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对比，也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反思的力量。
作品中着力塑造了罗群这样一个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宁受委屈、不失信念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时也较好地刻划了善良、软弱、感情纤细的宋薇和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温存、善良和富于自我牺牲等美德的冯晴岚、这样两个知识女性的形象。
小说和电影均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小说获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一等奖；电影文学剧本搬上银幕后，获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文化部奖、“文汇”最佳编剧奖。
《仙人掌》　诗集。公刘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诗集中所收大多是诗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作，是诗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参与了对许多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思索与论辩的结晶。强烈的思辩色彩，深刻的哲理性，是这些诗篇的共同特色。
本集中的诗，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现实问题的反应、思索：对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的批判和剖析，对造成我们历史挫折与倒退、对我们革命事业某些干部发生变质的根源的挖掘。如《哦，大森林》、《大军行》、《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摩西十戒”》、《车过山海关》等。另一类则是对“左”的幽灵的不断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一个曾在“左”的错误下历尽苦难的诗人，对今天仍然游荡在中国大地上的“左”的幽灵的忧虑和警惕，他号召人们提高政治警觉性，树立斗争到底的决心。如《假如…》、《残雪》、《竹问》、《失眠》、《冻雨》等。
诗人善于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发现哲理，并寓理于形象，托理于情韵，因此，它们显得想象丰富，气势沉雄，富于启示性和警策力，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欢迎。本诗集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优秀新诗（集）奖一等奖。
《画魂——张玉良传》　长篇传记小说。石楠著。最初发表在《清明》1982年第4期，后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单行本。
小说比较细腻地写了张玉良这个世界著名女画家的生平，展示了她从孤儿—妓女—艺术家的辛酸、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道路。小说在塑造张玉良这一形象时，除写了她的清白、正直、善良、坚毅这些基本品格外，着重突出了她对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塑造了一个可敬可佩的艺术家的形象。作者比较注意人物的细节刻划和心理描写，在对传记文学的写作上，也作了有益的探索。
小说发表引起广大读者热烈反响，《文汇报》曾予以连载。小说并被改编成电影。也有人对小说的情节的真实性，提出疑问，认为作为传记文学，“过分畅想，浪漫主义过多”。
《万家诉讼》　中篇小说。陈源斌著。发表于《中国作家》1991年第3期。
小说的基本情节写的是一个民妇告官的故事：村长无理踢了姓万的农民的下身和胸口，万家的妻子何碧秋为了“扳平这个理”而上告了村长，从乡，到县，到市，历尽周折，最后何碧秋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作者多角度地开掘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从中着意表现了由目前农村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所带来的，农民的自我尊严与人格意识的觉醒。
小说较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何碧秋的形象。一开始，丈夫被打，她只是到村长家讨个“说法”，既不想要经济赔偿，更没想要诉诸法律，表现了她的善良、忠厚的本质。由于村长王长柱实在太“张狂”，“污糟人”，这才使她要“扳平这个理”；她坚信，“眼下不是十多年前了”；她下定决心，抛下手中活，卖掉圈中猪，跋山涉水，顶风冒雪，层层上告，六进六出，处变不惊，则不仅表现了她的果决、坚毅、刚强的性格，也表现了她的人格尊严和思想觉悟。但她毕竟只是个普通农妇，如告状不知带状纸，以致受骗于写字摊主，还设法“开后门”，乃至假冒亲戚，到公安局长家里暗送礼物，则也表现了她的无知和无奈。这些都真实可信地写出了现实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形象。
小说在情节处理上，一波三折，起伏多变，六进六出的诉讼过程，详略相间，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小说发表后，即得到社会上的关注和好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影片受到群众的欢迎，并在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夺得最高奖——金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