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家庭承包、调整农牧区经济结构到实施大农业战略、发展乡镇企业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代替了农牧区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90年代中期，各地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实践和探索。“九五”期间，自治区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目前，新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雏形已经形成。全区有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539个，固定资产94.4亿元。其中，龙头企业270个，固定资产70.8亿元；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32个。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了约126万户。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是指1978年开始的，以建立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旨在搞活农村经济体制，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把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推动农业及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并促进农业向商品化、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的效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
❶农业方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❷乡镇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
❸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❹实行农副产品的合同定购制。
❺改革农村商业体制，恢复和发展集市贸易，放开部分农产品价格，实行市场流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一系列有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促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发展，农村经济日趋繁荣。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全面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放开部分农产品价格，农村经济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而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也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为我国全面改革开辟一条道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群众根据农村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对原有的“吃大锅饭” 的农村经济体制进行的深刻变革。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流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于50年代末 “左” 的思想的影响，中国农业集体经济逐渐走上了一味强调公有制的规模和层次，不顾生产力水平要求的 “一大二公” 的道路，实际上是搞好“一平二调”，即在原来的各个合作社之间和农民之间实行分配的平均主义，政府和公社经常无偿地调用下属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引起了农民的恐慌，这给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害。邓小平在总结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时指出： “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 在这两个方面中，重点是第一个方面： “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正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深刻论述了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说：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他合法起来。” 在这里他借用刘伯承元帅的一句四川俗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又进一步指出：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 农业不是在退？ 公社不是在退？ 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324页)
这些论述，体现了邓小平在理论上的超前性。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标准，一是生产力标准，一是群众愿意的标准。他从国情出发，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来考虑生产关系的 “进退”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下，“退了才能前进” 才能适应群众的要求。他指出： 我们 “在农村方面采取的一些政策，目的就是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农民比较满意，一面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一面多给国家一点。”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4页)这里讲的基本意思就是只有在“农民满足”，即在照顾农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能理顺和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1978年以来，邓小平进一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农村问题的根本是体制问题： “一九五八年 ‘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 ‘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116页)邓小平认为，关键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问题上 “速度太快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且又不具有稳定性，“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他认为：“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6页)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犯了 “左” 的急性病，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好，而不顾实际，总以为 “共产主义的钟声已经敲响，要加一把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为地把生产关系规定得过高，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生 “超前性不适应”，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农村经济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怎么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农村改革以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农村变化很大。但当时有些人担心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 “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 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要发展农业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四个条件： “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316页)这成为了初期改革的蓝图，在农村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开始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设计了新的规划，他提出：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这些论断阐明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抛弃了“一大二公” 的传统观念，又批判了私有化的错误思想。对此，农民能够接受，并且很高兴，他们称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 “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分配形式简单，即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很实惠，收入增加了，积极性自然调动起来，结果就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保持农民的积极性，还要做好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要精心组织实施，坚持按保护价收购粮食，不打白条，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健全农业投入体制，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落实水利建设基金，鼓励农民群众、农村集体组织增加劳动和资金投入。改善农资流动体制不畅的情况。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邓小平特别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他指出： “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乡镇企业乘改革春风，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异军突起，很快就三分天下有其一。十五大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发展非公有制县级区域经济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在农村中，“无 ‘工’ 不富” 是长期经验的总结，‘工’ 就是乡镇企业。邓小平就十分重视乡镇企业的作用：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因素。它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道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辟了新路，为农村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找到了路子。“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里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乡镇企业和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为改变农村经济面貌的两个基本因素。积极促进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引导乡镇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利用农村劳动力和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乡镇企业的改革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既要增强企业活力，又要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邓小平不仅规划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蓝图，而且指出了改革的根本方法： “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是他在1962年提出的原则在新时期的深化。这些方法 “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概括和总结了我们在农村经济改革中的经验：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74页)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对原来农村中那些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所进行的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和突破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决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1)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2) 发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经济联合。(3) 改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乡镇政权。(4) 改革农村的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5) 完善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农村中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由调整农村合作经济的经营体制开始，进而扩展到农村合作经济模式和所有制结构、农村产业结构和农村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